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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繪
我國共有出版社580餘家,這些出版社的“掌門人”不僅是出版產業的行動者,更是文化藝術的思想者。他們的文化背景與價值觀念,直接左右着出版社的發展方向,甚至影響到我國的思想文化領域。今天,我們推出一組“中國出版掌門人”的文章,從全國範圍內挑選了一批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出版社,聚焦其“掌門人”,以期從中窺探中國出版的現狀與未來。
——編者
我與於殿利結緣於書,又同好於魚。然而,同是愛吃魚,我們卻各有不同。我之吃魚,不管是何品種,但有就好,來者不拒;於殿利卻極講究,那些真正的小魚館,無論在衚衕裏藏得多深,都能被他找出來,且吃得專業,吃得“文化”。處得久了,悟出這應是緣於他與生俱來的那股專注和執着勁兒。無論做人做事,包括吃魚,他都當成學問來做了。
因爲專注,因爲執着,於殿利在很多方面都頗有研究,堪稱專家。我與他因工作緣故時常見到,每次接觸他,都會有新的發現。
於殿利是出版、發行業的專家。在商務印書館這個文化殿堂裏,七年編輯、五年發行部主任、八年主管生產和營銷的副總經理的職業生涯,使他對整個出版流程熟稔於心,得到了出版業全方位的崗位經驗累積。2010年,他接掌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通過不斷的管理創新、流程再造、機構重組,以及在探索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媒體、跨國合作基礎上不斷開拓的分館建設,全面喚醒了商務積澱的活力。他以出色的成績向世人包括曾經對他年輕的肩膀能否擔當百年老店傳承質疑過的人,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大作品、大思想和大時代”,這是近期於殿利在館內外的各種講座、論壇上不斷“傳播”的編輯思想和出版理念,他堅定地宣示:編輯、出版就是要做那些“順應大時代、反映大思想的大作品”。於是,作爲中國現代化重要思想資源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在他任內出版速度明顯提升,規模很快就超過600餘種;於是,代表近百年中國學術最高成就、立足於“走出去”和全媒體出版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第一批就推出100種,反映了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要讓中華文化在世界上享有與之相匹配地位的新的時代需求;於是,《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站在了文化時代的最前沿,通過總結20世紀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發展文化的經驗,爲我國的文化發展與繁榮提供戰略和戰術借鑑……百餘年韶光流影,人們或許只能從那些故舊資料中領略商務印書館早期當家人的風采,而於殿利身上,不僅刻着百年商務的烙印,更充滿了現代商務的時尚氣息。
於殿利是營銷專家。1997年,當他從編輯崗位調任商務印書館發行部主任之時,中國出版行業還是沒有營銷只會賣書的年代。一個擁有博士學歷在編輯崗位上做得風生水起的人跑去做發行,在那個時代簡直就是自甘墮落、明珠暗投。然而於殿利和他的同事,把營銷的理念引入商務印書館的發行工作中,把簡單的賣書變成了賣產品、賣理念、賣文化,大大改變了發行部門在整個出版產業鏈的地位。如今,中國書業的發行領域已經越來越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博士、碩士比比皆是,在這方面,他可謂開風氣之先。
於殿利還是一位演講家。他平時很低調,人堆裏幾乎不出聲。但輪到他說的時候,別人大約就只剩傾聽和消化的份兒了。且聽這一段:“我們的現在,僅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而絕大部分是從過去傳承來的。我們的所知所想不是因自身智力之弦的撥動,而是由未知這塊不毛之石下面涌出的一眼新泉,它是由久遠之前的遙遠小河補給的,流過我們並貫穿我們的溪流……商務印書館的百年曆程就是由一代代的先輩們創造、積累並傳承給我們的,所以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新的創造、新的積累和新的傳承,便成爲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和責任。”這是他接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時500餘字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也可能是商務印書館歷史上最簡短質樸謙遜但又真情洋溢的一段就職演講。他演講常常脫稿,給5分鐘就5分鐘,給3小時就3小時,不枯燥,有味道,關鍵是實際和實用。這一點剛進商務印書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得更深——於殿利的每場報告、講座,都頗具“煽動性”,總讓人聽得一腔豪情,似乎只想立刻就爲商務拋灑青春熱血。
於殿利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爲了加強管理學的系統學習,頂着當年少有的博士頭銜又去攻讀了MBA課程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005年,他又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高級管理課程。在他看來,正是文化讓商務印書館走過了百餘年曆程,也只有文化才能推動商務跨越一個又一個百年。文化就是商務的魂,滋養着商務印書館跨越了三個世紀。於是,鍛造新時期的企業文化和核心價值,成爲他管理商務的法寶。上任伊始,他便帶領員工重新梳理與詮釋商務印書館的企業文化精髓,把“昌明教育,開啓民智”昇華爲企業使命;使“品質、責任、創新、合作”成爲核心價值觀;將“在商言商,文化當先;創意無疆,品牌至上”概括爲企業的核心經營理念。因此,於殿利被業界貼上了“思想者”、“學者型管理者”的標籤。
於殿利也是一位學者。他是歷史學專家,也是出版、發行領域裏的專家。他不抽菸,不喝酒,幾乎沒有應酬,但凡有一點時間,都用來做他喜歡做的事。他對研究歷史有着濃厚興趣,一段時間不見,手上就又多了一本新書,那是他利用業餘零敲碎打的時間寫出來的研究巴比倫文化的專著和譯作。他把出版、發行也當學問來做,撰寫了多篇研究論文,他的文章,既具有理論深度,又才情洋溢,情感真摯,往往一經刊出就成爲業界的熱門話題和談資。
於殿利其實是一位雜家。這也是我最終應《人民日報》之約來寫這些文字的理由之一。我拉雜地寫傳主,寫好了,功勞歸於傳主;寫不好,端賴作者“雜念”。其實想想也對,歷來出版家無一不是雜家。商務印書館的主持者對自己有個獨特稱呼叫“行走”,原是取其入職辦事的謙遜之意,後轉爲描摹商務掌門爲保證商務的正常運轉而不停奔走之態。細研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歷屆當家人皆爲不折不扣的學問家、思想家,學最新之學,問最應時之問。於殿利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絲毫不敢懈怠,每天都向着前輩的方向努力。
“不論是以前、現在,還是將來,在我的詞典中沒有‘成功’這兩個字,有的就是一個個‘擔當’。我永遠都是在路上。”於殿利的這句話,真實地傳遞了他的人生狀態。
《人民日報》( 2013年06月25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