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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接受採訪。
核心提示:
·公衆捐款就像上稅一樣,都是遠遠地在捐,至於捐的錢怎麼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獨立的第三方是需要註冊的,是要有經費保障的。道理很簡單,你獨立的話辦公室獨立嗎,財務獨立嗎,人員獨立嗎?你要獨立,誰來給這筆錢?
·我跟趙白鴿說,你光和大家說“我不貪污”,“不貪污”這個標準也太低了。關鍵是搞清楚,社會要你這個機構幹嗎?
·說到質疑,其實我本人在遭受質疑之前,我就質疑過紅會社監委。
就在以監督中國紅十字會爲使命的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紅會社監委)飽受公衆質疑之際,在廣州,由15名來自人大、政協、學術機構、媒體等領域的非公職人士組成的廣州市慈善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廣州慈監會)日前宣告成立。負責組織實施的廣州市民政局稱,廣州慈監會“是全國首創的慈善組織第三方監督機制”,“是在郭美美事件後,廣州慈善事業迎難而上、開拓創新的一個舉措。”
且不論公衆對二者持何種態度,這一北一南兩個機構,無疑可視作中國慈善事業在探路完善其監管體系中的兩個典型案例。分析這兩個案例對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意義及啓示,是新華網記者對話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的初衷。
王振耀,他的另兩個身份是紅會社監委委員,原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7月2日,在北師大公益研究院辦公室,王振耀接受了新華網記者的專訪。
中國慈善事業普遍缺乏公衆參與
記者:同爲面向慈善組織的監督機構,人們很容易將紅會社監委與廣州慈監會拿來作比較,據廣州市民政局解釋,紅會社監委與廣州慈監會二者性質完全不同:紅會社監委是機構內部的自律組織,而廣州慈監會則是作爲第三方機構面向所有社會組織進行監督。您如何看待這樣兩個機構?
王振耀:將紅會社監委與廣州慈監會的出現視作中國探索慈善事業監督體系裏的兩個典型案例,這個視角我非常贊同。無論是廣州慈監會,還是紅會社監委,在我看來都不是一般的監管問題,主要都是解決“社會參與度”的問題,這也是當前中國慈善事業,尤其是公募型基金會,普遍存在的問題。
爲什麼現在公衆普遍質疑慈善事業不透明,實際上是因爲大家都參與不進來。公衆捐款就像上稅一樣,都是遠遠地在捐,至於捐的錢怎麼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據統計,全世界慈善捐贈80%左右都是流向社區,都是解決身邊的問題。但我們的慈善事業很少有面向社區的項目,這就導致慈善捐贈流不到普通人身邊,流不到身邊就等於看不到,看不到大家就着急,着急就產生了監管要求。但監管再嚴格,不解決大衆參與的問題,怎麼監管大家都不會滿意。
因此,無論是廣州的還是紅會方面的,我認爲都是在探索,探索如何讓公衆、專家、律師等社會聲音進來,從而推動這個機構的改革。這其實是慈善組織社會化進程的一個表現。比如我自己,我是紅會社監委的委員,我就不斷當着趙白鴿(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的面,給她提建議。
紅會改革,應該改“去行政化”爲“社會化”
記者:您給她提過建議?
王振耀:當然,我提過相當多的建議。我跟趙白鴿說,你現在光和大家說“我不貪污”,“不貪污”這個標準也太低了。關鍵是搞清楚,社會要你這個機構幹嗎?你能給老百姓帶來什麼?
紅會急切地需要做一些好的項目,一些符合老百姓需求、同時可以從政府拿資源的、可以組織志願者參與的項目。比如兒童大病醫保,普通老百姓太需要了這個了。紅會有網絡、有醫院,有資源,那你能不能牽頭趕緊把這個項目做起來。在做的過程中,哪怕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大家心裏有桿秤,你是在做好事,是在探索,我覺得那時候即使還有批評的聲音,也不會是像現在這樣。
現在的紅會很需要這類的建議,推動改革前進。現在提紅會改革,大家討論最多的是“去行政化”,我覺得應該叫“社會化”更合適。“去行政化”面有點窄,有種否定性含義在裏面,而“社會化”更富有主動性,社會化就是和大衆聯繫。紅會的官方性質沒什麼,能有政府的支持和資源是好事,關鍵是要搞清楚“幹什麼”的問題。
總體講,我認爲廣州慈監會和紅會社監委都是探索,是一大進步,等於是給慈善組織解決“大衆參與”這塊開了個口,打開了一扇門。但這裏面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千萬不要把這些機構變成或看成是紀檢機構一樣,它是一種社會監督,不是監察紀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