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婚託”等現象，北京市住建委啓動檢查，如果開發商和中介機構參與教唆、協助“婚託”，都將從嚴查處；購房資格覈驗系統中，出現“閃婚”三次的身份證號將自動“告警”。北京系統已查出約50個這樣的“婚託”，每單購房“婚託”收取費用大約在3萬到5萬元。(7月17日《法制晚報》)

　　那邊爲防“政策性離婚”，南京推出離婚限號；這邊爲防止“政策性結婚”，北京查處“婚託”。彷彿限購扒了婚姻圍牆，變成兒戲過家家似的，成了隨意進出的菜園門。倫理道德讓位於利益，令人無比唏噓。而相比較於“政策性離婚”獲取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充當“婚託”則成了牟利直裸裸的交易，更該譴責並查處。

　　問題是，限購條件設置中，有京籍戶口家庭具有購房資格，等於賦予了戶籍以無形的價值。而婚姻以法律的形式確立的關係，結婚與離婚，從不視其目的而有真僞的區別，履行了法定的程序即意味着合法。換言之，即便是明知假結婚，如何懲處都沒有法律依據。正是因爲如此，北京對“婚託”的查處，也不過是“閃婚”三次的身份證號自動“告警”。

　　事實上，利益的誘惑與風險同在，“政策性離婚”有假戲真做的，“婚託”購房未必不會變成弄假成真的，財產風險、倫理道德風險都是存在的。比如，“婚託”耍賴不肯離婚，要挾要價甚至分房產，或者購房者同樣耍賴企圖婚姻成真等等。弄巧成拙或許是對違反普適準則最好的懲罰，但是“橋”影響“路”的規則，不能不反思“橋”的設計本身就有問題。

　　房產限購政策的初衷是抑制投機性炒房，保持樓市供需的平衡和價格平衡。但是，層層設置的限制條件，卻人爲地將購房的資格無限細分，身份、戶籍、房產、社保、納稅、婚姻、工作等等都成了條件，並與稅率、貸款掛鉤。帶來的結果，在打擊炒房的同時，也對正常的居住需求及正當投資需求產生了誤傷，出於利益的考慮，形形色色鑽漏洞的伎倆就顯現出來了。並且從實踐來看，條件越多漏洞就越多，不停地給漏洞打補丁，從來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其實，投機性炒房該着眼於結果的判斷而採取必要的措施，即應以持有爲標準，而非購買或者出售。比如，炒房的結果必然是多套房在手，只要對過多房產的持有環節徵稅，並且呈階梯式，持有越多成本就越高，風險也越大，抑制的能力自然能夠顯現出來，避稅、誤傷等負面的影響便可以避免，政策性“婚姻”的光怪陸離就不治自愈了。顯然，房地產調控需要更多技術的手段，而非門檻式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