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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北京大悅城,一男子致使兩人死亡;7月22日北京馬連道,一男子致使1人死亡,3人受傷;7月23日,廣西東興,一男子致使2人死亡,4人受傷。
三起殺人案連奪5命,我們並沒有過多地在意嫌疑人的姓名,引起民衆憂慮的是他們都曾有精神病史。
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精神衛生處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我國精神科開放牀位總數是22.8萬張,而根據1993年的全國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當時全國重性精神障礙患者有1600萬。之後,再無此類全國性的調查。
2006年,河北省建立“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統”,截至目前,納入該系統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總數爲15.82萬人。與之相對應的是,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衛生機構,精神專科醫院65所,綜合醫院精神科78個,精神科診所6所。按照行政區域的劃分標準,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空白區”有68個縣區。這意味着,這些區域的精神病患者,沒有一張容納他們身體的病牀。
值得一提的是,和嚴重短缺的精神疾病衛生機構相比,全省沒有一家承擔着精神疾病患者從醫院到家庭之間的過渡機構,而這類機構對於精神疾病患者回歸社會的重要性不亞於治療過程。
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家庭
郭月仙(化名)已經半年沒有外出打工了,對於減少的收入,她不無擔心。
19歲那年,小兒子在學校受刺激,精神出現狀況,這家人的生活就此被打亂。
如今,她26歲的兒子眼瞅着就要錯過最佳婚娶期。吃藥可以維持兒子的狀況,甚至可以外出打工,但年初,她的兒子遭遇車撞,已在家休養半年多。
忙活二畝多地,偶爾打工掙錢,去保定拿藥———這是郭月仙近幾年的生活常態。“頭幾年害臊,怕人家知道孩子有病,藏着。”郭月仙回憶,隨着病情的嚴重,前年開始,郭月仙帶着兒子到石家莊等地看病,希望可以緩解兒子的病症,也是這一年,他們接受了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的解鎖工程救助,治療幾個月後,病情大大緩解,郭月仙帶着藥和兒子回到家。“吃藥控制得好,孩子就跟沒事一樣。”郭月仙說,但即使再便宜的藥,一個月也得幾百元,村子裏的低保每年一選,去年郭家就落選了,今年當選了可以有1000多元的低保費,並不能完全解決吃藥的費用。
郭月仙自身有高血壓,因爲兒子,不到萬不得已,她不敢吃藥,“怕吃後停不了。”
精神疾病患者醫療少保障
武警河北總隊醫院和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都曾開展解鎖工程。此項專門針對農村家庭貧困的被鎖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在今年5月1日《精神衛生法》實施後,都暫停了。
根據這部法規,將精神疾病患者強制醫療的主體只能是監護人、公安機關,醫院的強制醫療救助“師出無名”。
儘管,解鎖工程救助的1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相比數字龐大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杯水車薪,但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治療期最長不超過3個月,以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爲例,絕大部分的患者40天左右即可出院,這期間的醫療費用並不會高額到難以爲繼,問題在於患者的繼續治療,通過藥物來控制疾病的發作。
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院辦室主任李佳勳介紹,如果參加了醫保或新農合,病人都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報銷,遺憾的是,就目前醫院的就診情況看,精神疾病患者很少參加這兩項保障。
越是沒有保障,對於漫長的服藥過程,家庭失去耐心的可能性就越大。
精神科醫護人員短缺
家庭監護的缺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失守。
醫護人員的短缺,則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療過程中不爲人知的內傷。“病人辦好了入院手續,換病號服的過程中,一下子掐住護士的脖子,好在旁邊有個男家屬趕緊給掰開了。”這驚險的一幕,很難想象發生在病房裏。
武警河北總隊醫院的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陳雲芳,對類似的場景見怪不怪,但也更凸顯精神類醫療機構對男護士的渴求,在過去的七八年裏,陳雲芳所在的精神衛生中心,女護士的流動已經超乎正常比率,流失了40多人。
自從一位供職四五年的男護士離職後,陳雲芳的部門,再也沒有了男護士的身影,而控制部分暴躁型患者,需要一把子力氣,女護士顯然應對不了。
不久前,精神衛生中心好不容易來了一名男護士應聘,陳雲芳斟酌着和對方談了一次,希望要有個心理準備……結果,只待了兩天,新來的男護士就不辭而別。“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跟別人一介紹,說自己在精神科上班,估計連媳婦都不好找。”陳雲芳坦言,因爲醫護人員的短缺,不能保護病人的安全,收治病人方面,醫院已經受到了影響。
精神類醫療資源分佈不均
武警河北總隊精神衛生中心的情況並非個例,相對而言,作爲一家主攻精神類疾病的專業醫療機構,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有550張病牀,有350多名專業人員顯得非常“富足”。
然而,全省最專業的兩家精神類醫療機構全部在保定轄區,另一家是河北榮軍醫院。對於保定當地的精神疾病患者是福利,對於外地患者卻是周折。
廊坊和邢臺的地市級精神醫療機構還在籌建中。以廊坊爲例,霸州中醫院有精神科,固安、香河、文安各有一家外,其他的區縣再無類似機構。
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2010年對全省的精神類醫療機構的調查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衛生機構,精神專科醫院59所,綜合醫院精神科78個,精神科診所6所。
石家莊精神衛生機構的數量最多,達到了34所,廊坊市精神衛生專科醫院的數量最少,僅一所。
按照行政區域的劃分標準,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空白區”有68個縣區。這意味着,這些區域的精神病患者,沒有一張容納他們身體的病牀。
精神病可控可防可治療
和受訪的兩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比,公衆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懼已經難以言表。
陳雲芳認爲,近幾年,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率已經明顯下降,而將精神病作爲突出字眼,強化在刑事案中,是認知上的誤區。
“精神病就是一種慢性病,和高血壓、糖尿病一樣,唯一的不同是這種病的患者的症狀表現不同於其他疾病,但是科學研究和臨牀都已經證實了,它的好轉率很高,也就是說是可以治療的,治療針對病人的急性發作期,度過這個階段之後,堅持服藥就可以長期控制,這一點和糖尿病人用藥可以正常生活工作是一樣的。”李佳勳介紹。
然而,兩家醫院的多年治療經驗顯示,不僅是公衆,包括患者家人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都很難消除。
家庭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港灣
“很多家庭比如說一次性投入十幾萬,二十多萬,去治療其他疾病的患者都沒有問題,但是細水長流地去照顧一個精神疾病患者,就會很牴觸。”陳雲芳介紹。
李佳勳在省第六人民醫院工作了20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家庭在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上的轉變,“越是小孩子,比如說在學校期間患病的,得到的家庭的照顧和就診的積極性越高,隨着患者的年齡增大,治療的週期增長,家庭的厭棄態度越明顯。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姐妹的照顧,就更不到位。”
李佳勳說,院裏有一位多年住院治療的患者,每年他的妹妹到醫院看一到兩次,每次來買一點水果,放下就走。對這位患者的照顧就落到了醫務人員頭上,有的護士看不下去,從家裏帶點飯、買點水果給他。
多例解鎖工程治好的病人,送回家的過程,遭到了家裏和村裏的抵制,也讓院方很無奈,“這幾年,我們投入了100多萬元的治療費用,還不包括我們醫護人員的付出,讓人寒心。”“也有好的案例,比如說患者回家後,家庭照顧得很到位,按時到醫院給患者取藥,患者的康復率就很高,甚至帶着藥可以外出打工。”李佳勳說,“解鎖工程80%的患者都恢復得很好。”
應建立健全社區康復機構
“河北省總的來說,這幾年精神疾病專業機構是不斷髮展的,但是服務體系還是不健全,其中最缺的是精神疾病社區康復機構。”李佳勳介紹。
社區康復機構,也是精神疾病患者從急性發作期治療結束後,到家庭之間的過渡機構。
目前,全國只有北京、成都有類似的機構。比如北京回龍觀醫院,就有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藝術行爲治療、廚藝訓練、社交技能訓練、操作性音樂治療、主動式家庭干預等康復治療,還開發了經營小賣部、流動圖書車等職業康復項目。
事實上,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院後的精神障礙患者就業率僅爲15%-30%。
在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的調查中,在全省所有的精神衛生專業機構中,政府辦的有100所,佔總數的67.11%;個人辦的有40所,佔26.85%;企業辦的有6所,佔4.03%;其他類3所,佔2.01%。
而對於康復機構,專業人士認爲,私人承辦幾乎沒有可能,因爲盈利微乎其微。這種情況下,康復機構或者說中途機構的承辦就只能寄希望於政府投入。《精神衛生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統籌規劃,整合資源,建設和完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加強精神障礙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能力建設。縣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統籌規劃,建立精神障礙患者社區康復機構。但是這一條款並沒有具體的實施措施。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強化社區在精神病患者治療上的作用。1963年,肯尼迪政府決定,將那些危害較輕的精神病患者交由社區照顧。這種社區康復模式自此推廣,併成爲現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流模式。比如,一些國家經常採用的模式是患者白天在醫院接受治療,晚上回家。而當他們結束治療離開醫院後,會先到社區康復中心進行過渡。《精神衛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社區康復機構應當爲需要康復的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場所和條件,對患者進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康復訓練。
但問題在於,對於衆多還沒有社區康復機構的城市和農村而言,這些精神疾病患者該去哪裏?
郭月仙有點怕,“我都54歲了,我和他爸沒了,孩子咋辦?”
原標題:
河北精神疾病患者醫療少保障康復機構極度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