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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70餘位海內外文史研究專家與古籍出版界人士齊聚上海書展,參加題爲“新時期古籍整理方向”的2013學術出版上海論壇。其中,古籍數字化給古籍整理帶來的全新方法——“E考據”引起與會者熱議。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教授黃一農關於文史研究的“一個3D、立體的文史研究新環境正撲面而來”的憧憬,令人眼前一亮。
大數據時代,“E考據”神通廣大
“我們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時光。現在可以全文檢索的中文古典文獻多達50億字,中文論文多達500萬篇。這樣的天地太廣闊了,這樣的研究條件是過去任何一位文史研究者都不曾有過的。”黃一農直言。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也告訴記者:“近年來圖書文獻資料數字化的步伐在加快。它所帶來的便利太大了,可以幫助我們充分利用有限的時間。比如說我們做一個研究的文獻綜述,從前老一輩的學者都是通過自己的博聞強識逐漸完成知識的積累,這個積累的時間相當長。而如今通過數字化文獻檢索這樣的技術手段,新一代的研究者可以很快地進入這個領域。我還聽說古籍數字化可以爲研究帶來新視野和新方法。”
將“E考據”也即充分藉助電子資源進行考據的方法運用到實際研究的嘗試,不少學者已經在做了。最近三年,黃一農就踐行着一項瘋狂的實驗——用“E考據”研究《紅樓夢》。論壇上,他與大家分享的《春柳堂詩稿》新考就是自己的最新成果。這一研究不僅破除了書中有關曹雪芹小注是鈐蓋或貼條的歷史存疑,也證明了曹雪芹之名在書中被刻成上雨下沽的這個字確爲“霑”字的俗體。事實上,“紅學”是黃一農故意選擇的陌生領域。從事古籍研究,他是“半路出家”,20多年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拿到的竟然是天文學博士學位,而後又從天文學史、科學史轉到了現在的純歷史研究。黃一農當然知道“紅學”是一門相當成熟的學問,但他也堅信,運用“E考據”,一定還能有新發現。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黃先生採用的‘E考據’,平日我從事文史研究時也在採用。我往往利用數據庫把整個唐詩文本一本不拉地加以校對。”
方法升了級,肩上擔子卻更重
“別以爲你每天坐在電腦前面,就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搜尋。‘E考據’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之上的,是要把傳統的東西做出一個有效的梳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培養不一樣的問題思維,問些不一樣的問題。更何況,現在的數據庫資料還處在比較粗糙的階段,沒有太多規範可言,誤差比比皆是。據我所知,平均每100個字裏就有2個字是錯的,如果正好碰上這2個字怎麼辦?這就需要我們以自己的思考來避免數字化陷阱。”黃一農坦言,古籍數字化其實令今後研究者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有了如此優越的研究條件,我們必須比上一代人的研究更上一個臺階。”
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鶴看來,古籍數字化不過是往前進的一個研究方法,“我們不能因爲有了‘E考據’,做博士論文就不看原典了,甚至助長一些不良學風。”陳尚君也告訴記者:“古籍數字化不能代替古籍整理的一些基本原則,比如唐詩古籍裏涉及到誰、在什麼背景下做了什麼等問題,數字化只能部分解決背景考據方面的問題。”他認爲古籍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古籍文本層面上,回到個人創造性的研究。
論壇上,多位專家提到,未來古籍整理的方向是研究性的深度整理,簡單的影印、標點或者翻成白話文遠遠不夠,這對古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養文史知識與數字技能兼通的複合型整理人才,迫切需要引起重視。”上海市出版協會理事長、編審趙昌平說。(記者範昕實習生李凱旋劉劍)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