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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紅利到制度紅利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本報記者姜天驕
隨着我國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於2010年達到峯值,過去兩年都是呈絕對減少的趨勢,人口撫養比也開始提高,標誌着人口紅利在中國即將消失。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趨勢加劇,“未富先老”問題凸顯。如何應對這一局面,繼續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什麼是人口紅利?它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蔡昉: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在長達30餘年的時間裏,改革創造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條件,使中國得以享受人口紅利,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按照人口轉變規律,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發生,我國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
記者:人口紅利消失後中國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狀況?
蔡昉:在過去的30餘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蹟。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爲“未富先老”。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後果,關鍵在於保持高速增長勢頭。換句話說,由於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並最終得到消除。
記者: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怎樣實現從人口紅利向制度紅利的轉變?
蔡昉:既然人口紅利消失和經濟增長減速是規律性現象,我們需要學會接受這個現實。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國仍然存在着諸多體制性障礙,妨礙生產要素供給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潛力的充分挖掘,通過在重要領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獲得制度紅利。這種制度紅利不僅足以抵消人口紅利消失對潛在增長率的負面影響,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平衡和可持續。
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人均收入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發展階段,物質資本積累上尚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勞動力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無論是在資本還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中國都不具有比較優勢。
隨着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減少以及轉移速度的減慢,勞動力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淡化。今後要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應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變成市民,這部分人就變成了穩定的勞動力,直接改變了勞動供給。其次,戶籍制度改革讓政府在制度上激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提高人口轉移的力度。第三,農民工變成市民後,享受各種社會保障,解除了後顧之憂,能夠像市民一樣消費、生活,這可以改善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可持續。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