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節之際，新華社記者暗訪節禮生產廠家和銷售市場，發現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節日公款送禮現象明顯減少，中央糾正“四風”的舉措受到基層幹部羣衆的擁護。但是，節日禁令之下公款送請減少並不意味着“節日腐敗”的淡出，管住“節日腐敗”不僅靠文件更要靠制度。

　　天價月餅“失寵”，高檔菸酒難銷，就連大閘蟹也脫去了公款消費的“黃金甲”。中央的節日禁令在很大程度上管住了節日公款送請，讓基層幹部羣衆覺得這個節過得更省心。有基層幹部向記者表示，減少了冗繁的節日招待送禮，讓他們能夠騰出更多時間幹工作。而不少基層羣衆也表示欣喜，因爲公款消費市場的縮減，拓展的恰是老百姓的消費空間。

　　然而，記者在採訪中還發現，仍有部分節日送請和公款消費悄然改頭換面。如：不讓送煙送酒，改送商卡禮券；不讓公款購禮，改由企業出面。而有部分禮品回收店甚至主動上門服務爲收禮者變現。禁令之下爲何還有形形色色的變通勾兌？一位出租車司機在與記者閒聊時一語中的——財禮追着權力走，有理沒禮辦事難。

　　送禮者怕辦不成事非送不可，收禮人覺得能辦事收得坦然。於是在部分官員權力尋租的衝動下，一旦中央禁令沒有細化落地，就難免被他們變通應付。而反覆重申的禁令，如果僅着眼於應有的基本準則，也容易讓這部分人將底線當作上限，讓禁令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儘管以文件形式傳遞的組織禁令對大部分自覺的黨員幹部有效，也能剎住部分不良幹部“節日腐敗”的勢頭，卻難以遏制各類“節日腐敗”的變異和反彈。

　　“今年能管住，明年呢？”在採訪中，基層幹部羣衆都表達了類似的關切，他們盼望遏制“節日腐敗”的禁令能管得更寬、更嚴、更久，還老百姓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但禁令畢竟只是特定的限制性要求，而制度纔是相對穩定的行爲規則。因此，要讓禁令更管用，就需要將禁令上升爲制度。

　　從狠剎不正之風的禁令上升爲遏制“節日腐敗”的制度，需要制度完善與制度創新。不少學者認爲，降低受賄罪起刑門檻、完善行政辦公預算管理、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紀檢督查，這是扎牢既有制度籬笆的辦法。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重新界定行政權力的邊界，則有賴於制度創新。此外，還必須有可靠的司法體系爲制度的實現兜底，不僅要搭建有罪可罰的應然渠道，還要達成有罪必罰的必然事實。

　　總之，遏制“節日腐敗”不僅要靠組織文件，還須將禁令上升爲法律制度、細化爲執行細則，以抓鐵留痕的韌勁狠抓落實，在以禁令鐵腕治標的同時，必須通過制度完善和制度創新尋求治本之策。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