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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離鄉,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幾乎沒有朋友,整天被困在水泥鋼鐵築起的“籠子”,或洗衣做飯,或含飴弄孫,縱忙碌卻終難敵孤獨……當下中國,“老漂族”羣體正日益壯大。爲子女,耗盡人生最後幾滴心血的同時,他們也面臨着精神孤寂、就醫困難等諸多難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從制度層面爲其解圍,當引發深思。
異鄉之艱:天天像坐牢對着電視機說話
“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己的土窩!”難忍北京高樓的“坐牢”生活,一個月前,62歲的田成清回到甘肅定西老家,結束爲期一年的“老漂”生活。
一年前,田成清登上去北京的飛機。“老田坐飛機上北京帶孫子去啦!”作爲村裏第一個坐飛機的老人,田成清被十里八鄉的人們羨慕所,但就像生平第一次坐飛機讓她耳鳴、頭暈、嘔吐一樣,她的北京之行並不盡如人意。
兒子兒媳都在城區上班,距燕郊的婚房太遠,只能週一至週五“蝸居”單位宿舍,週末回來團聚。“小區里人好多,熱鬧得很,你們儘管安心上班,不用擔心我!”對於兒子兒媳的顧慮,剛到北京的田成清如是寬慰。
就這樣,這個連“縣門”都沒邁出過的六旬老太太,開始學說普通話,用煤氣、馬桶,鎖門,坐電梯,過馬路,買菜……然日復一日,待新鮮感褪去,田成清感到更多的則是孤寂。
“遠的地方不敢去,小區裏每個角落我都轉了不下百遍,悶得心裏直髮慌!”由於不會普通話,田成清5天之內說的話屈指可數,心急的時候,除了打個長途電話,她就常站在窗前流淚,甚至打開電視對着主持人說話。
和田成清一樣,來自安徽宿州的李秀英也是一個“老漂”。一年半前,外孫彤彤出生,因爲親家母還未退休且身體不好,她就別無選擇地擔負起照看外孫的重任。
來北京之前,身邊很多留守老人都羨慕李秀英能和兒孫團聚,但進城後李秀英才發現,這比在家留守更孤獨。“最想家的時候,甚至盼着小區出現一輛家鄉牌照的車,那就能找到可以說話的人了。”
其實,田成清和李秀英的遭遇並非個案,在當下中國,“老漂族”羣體正日益迅速壯大。年邁的他們,離開家鄉,來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敲開一扇門。門裏,住着他們的兒子兒媳或女兒女婿,還有與他們的1/8基因相同的小生命。從此,含飴弄孫成了他們的新工作,但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因漂泊異鄉產生的孤獨和煩惱傷身傷心。
想放手又不忍心“老漂族”的兩難之選
“當年支持孩子‘北漂’,如今自己卻不得不淪爲‘老漂’。”李秀英曾經這樣無奈地調侃自己,而這句話也折射出在中國快速推進的城鎮化進程中,個體家庭在城鄉間遇到的“養老兩難”:在家,承受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孤寂;進城,又遭遇“老漂一族”難言的心酸苦楚。
因爲觀察到母親在城裏的各種“不適應”,2012年年底,李秀英的女兒女婿決定給母親“放假回家”,花錢請保姆帶孩子。然而,因爲心疼女兒僱保姆花錢,回家沒倆月的李秀英,又急匆匆趕回北京,繼續“老漂”生活。
“孩子賺錢很辛苦,再花錢僱人看外孫,自己卻在家裏閒着,我心裏總覺得對不住他們。”李秀英說。
步入晚年卻要背井離鄉,如果說,城市的陌生可以漸漸適應,但“老漂”放不下的“故鄉牽掛”,其實還有更深層的現實原因。在北京生活期間,李秀英常常給老家打電話,關心在家留守的老伴,更關心住在弟弟家的八旬老父。
今年年初,一歲的彤彤已經可以下地走路,難忍“老漂”狀態,李秀英最終和女兒女婿商定一個妥協方案:夏秋季節,李秀英帶孩子回老家照看,待北方供暖之後,李秀英則帶着彤彤進京過冬。
“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這句話常常成爲李秀英與北京“老漂”朋友們聊天時的最終結論。與李秀英一樣,爲了兒孫進京的田成清同樣經歷了“回家又返城”的糾結。
田成清回憶說,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裏,回家成爲心中唯一的盼頭,但又覺得這個想法很“邪惡”,因爲伺候月子、帶孫子的任務一項都沒完成,那時回去就是“逃兵”。無奈之下,她決定先硬撐着,但後來由於婆媳關係不合,加之自己胃病發作,最終還是選擇了回老家。
然回甘肅不到一個月,田成清又開始糾結,因爲她聽聞北京三兒媳的產假馬上結束,將自己的孫子交給保姆,這是她不能接受的。和老家的兩個兒子商量許久之後,她還是決定11月份再赴北京。“孫子最重要,我不能不管。”
學者倡從制度層面破題:可試水“日間養老”
“‘老漂’這個概念比較新穎,雖然現在還沒有具體的數字統計,但我身邊確實有很多這樣的老人,憑感受來講,我覺得這個羣體肯定爲數不少,並且正在日益增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鍾君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說。
在鍾君看來,導致“老漂族”形成並日漸增多的最重要原因是“老齡化與城鎮化的疊加”。調查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60週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佔總人口的14.3%,預計2013年將突破2億大關。
“對中國來講,老齡化將越來越嚴重,當這一趨勢遭遇城鎮化,很多人就迫不得已變成‘老漂’。”鍾君說,隨着這兩個趨勢的不斷髮展,“老漂族”一定會越來越多。
在鍾君看來,“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的交融”是導致這一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人口流動與戶籍壁壘的交錯’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鍾君說,之所以是一個“漂”字,就是因爲內心無“根”,而中國人的“根”是在戶籍上。人來了,但戶籍在原地,這樣沒有歸屬感。
鍾君認爲,“老漂族”主要面臨精神健康和就醫難等兩個層面困難。如何從制度上破題,應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
“一方面,要推進有區別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鍾君分析稱,在現有國情下,不可能解決所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但可以有區別對待,比如對65歲以上老人放開戶籍“壁壘”,讓他們享受到與戶籍綁定的一系列公共服務。
鍾君說,這旨在解決諸如就醫等現實難題,而其實更爲重要的是對“老漂族”的精神關懷。爲此,他建議完善公共服務購買制度,大力培育非盈利性質的“日間養老”服務機構。
“從制度設計來講,就是政府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給‘老漂族’提供一個白天相互交流的場所。”他說,這種類似於幼兒園的機構,同時還能提供一些基本的飲食和醫療服務,也算是一種保障。(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老人均爲化名)(完)記者馬學玲闞楓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