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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女童保護女記者聯盟”成員在給孩子們授課。
圖爲兩名女生上臺演示如何拒絕不舒服的觸碰。
“你在學校遇到的事情會不會跟家人講?你知道身體的哪些部位不能隨便讓人觸碰?有沒有你父母之外的大人,經常觸摸你的身體?你的老師會經常單獨找你談話嗎?”
9月5日,雲南省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縣蒼山西鎮金牛小學五年級的44名學生,接受了他們人生中第一堂有關“性”的課程。
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堂課程表上的常規課程,因爲既沒有佔用主課時間,而且主講老師也是由女記者擔任。
課堂上,學生們拿到了一些卡通版的宣傳摺頁,其中詳細講到如何拒絕“壞人”:不要激怒壞人,這樣會給自己帶來生命危險;如果不幸遇到性侵害,首先是保住自己的生命;遇到或者正在被侵害,要立刻告訴父母或者信任的其他家人,要告訴警察叔叔,打110電話,要告訴家長帶自己去醫院檢查身體;不要保守壞人的祕密,要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爲什麼選擇這樣的鄉村學校作爲開課的第一站?項目主要發起人、北京女記者孫雪梅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目前頻繁曝出的幼女遭遇性侵案,多數發生在鄉村留守兒童身上,所以這個行動優先選擇到鄉村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
女記者倡議保護女童聯盟
孫雪梅告訴記者,自今年5月海南萬寧校長帶小學女生開房事件被媒體曝光後,類似的性侵事件在各地接二連三地被披露出來,這讓她感覺“很憤怒”。
“但是,光憤怒沒用啊,大人們必須做出一些行動來保護孩子們,而且非常迫切。我們不可能知道誰是潛在的施害者,但我們可以教孩子如何做好防範,讓她們心裏有一條自我保護的防線,知道在遇到侵害時該怎麼辦。”她說。
孫雪梅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個倡議書,當晚就有十多名女記者加入。越來越多熱心的志願者陸陸續續加入到這個“女童保護女記者聯盟”中。其實,除了女記者,這個團隊的身後,還有女律師、女教師、女公務員以及社會其他領域的人。
熱情有了,想法有了,團隊也有了。接下來,就是執行力。
這個公益項目準備做的,就是走進鄉村學校開展“防性侵”教育課程,到留守兒童比較多的地方去,進行知識宣講,發放調查問卷。有可能的話,還會對受侵害的女孩進行心理輔導和法律援助。
隨即,一羣一線記者、互聯網編輯開始畫插畫、寫教案。從一開始,志願者們就小心翼翼地進行着相關知識和授課技巧的學習。他們很清楚,這不是一項只有激情就能完成的任務,不能讓自己的善意偏離了軌道。爲了確保專業性,多位志願者向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心理學系教師、性社會學博士方剛學習如何教孩子們防性侵,並根據專家建議,形成教案。
“同時,爲了保證能與即將的授課對象順暢溝通,在製作教案和問卷時,我們會特別安排團隊中那些有孩子的母親來把關。”孫雪梅說。
授課行動遭遇專業性質疑
儘管準備已相當充分,但教學中出現的一些情況還是讓志願者們“措手不及”。
比如有一次授課,講到中途讓一個女孩總結的時候,說到“爸爸媽媽”時突然哭了。“當時把我嚇了一跳,我擔心她有什麼小祕密。不過,事後瞭解,是因爲想爸爸媽媽了,她是個留守兒童。”孫雪梅告訴記者。
此後,她們便注意到這點,在上課時,要說遇到事情要跟爸爸媽媽或者爺爺奶奶等你信任的人溝通,而不要光說爸爸媽媽,因爲很多鄉村兒童是留守的,還有的孩子是單親,儘量不要勾起他們傷心。
孫雪梅表示,在她們此次授課的一所學校,留守兒童佔到近半數。
由於是偏遠山區,當地的觀念還是比較傳統的,對於這樣的課程,剛開始時,孩子們很害羞,叫學生上臺演示,更是難爲情。“但課程上到大概三分之一時,就開始活躍了。”
不過,相比於孩子,大人們的反應則差異很大。上課時,有的老師會在場聽,有的不在。“有老師聽後跟我們說,上這樣的課是有必要,但以前不知道怎麼講,而且他們也知道鄉村保守,談性色變,不好講。”
金牛小學校長馬艾兵,甚至只聽到一半就離開了教室。說那堂課時,他甚至忘了具體日期。“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課程,或許短期內的以後也不會有。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這樣的課程過了也就過了……”
在校園外,對於這次項目嘗試的反響更大。社會團體參與教學,其專業性及教學方式方法是最大爭議焦點,有網友質疑這是一次作秀,無法產生長久的功效。
雲南省人民政府參事、雲南省原教育廳廳長羅崇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並不贊同社會力量開講“防性侵課”,主張由學校、教育部門或者婦聯繫統地組織。“社會力量的出發點比較好,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授課時間、授課內容五花八門,搞不好可能適得其反。”他認爲。
家長的保護導致孩子無知
對於質疑的聲音,中國教育學會專家、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督導王玲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種培訓主要就是讓孩子們知道性侵害是怎麼回事,遇到這種情況知道說不,以及該如何保護自己。能達到這種目的就行了。做預防授課的人,經過半天的專業課程培訓,其實就可以了。
“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的公益組織和公益事業太多,而是太少。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禁忌,需要更多的志願者去幫助人們打破。”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教授劉明輝對此同樣持贊同觀點。
從2011年底,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就開始在北京市的一些學校陸續開展預防性侵未成年兒童的項目。“我們在安慧裏中心小學進行授課的時候,當時現場有70多位家長,我問有哪些家長曾經告訴過自己的孩子,你要保護自己,讓自己安全。結果只有9個家長舉手了。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家長都忽略了這個問題。北京市都這樣,就別說偏遠農村了。”王玲對此頗感無奈。
王玲告訴記者,她曾經接受邀請撰寫一份調查問卷,話題就是“你知道什麼叫性侵害嗎?”“爸爸媽媽給你講過怎麼保護自己嗎?”“你知道女孩子哪些部位不能讓人碰嗎?”
“結果第一輪就被打回來了。”因爲當志願者拿着這份問卷去學校、去給家長的時候,普遍受到阻攔。他們認爲,怎麼能跟孩子講性的問題呢?有人甚至覺得類似“哪些地方不能讓人觸碰”的問題,實際上是在誘導孩子。“原來她不懂,現在因爲你們的教授,她懂了怎麼辦?”
王玲說,按照這些人的邏輯,“懂了就會好奇,好奇就會出事兒。”可以說,學校和家長對性的問題的諱莫如深,表面上看,他們是想保護孩子的“純潔”,而實際導致的結果是讓孩子“無知”。
這件事讓王玲感到非常震撼,“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做個這樣嚴肅的問卷調查,都會被家長和學校不理解、不接受,這本身就是個大新聞。這說明,我們對性教育、性侵害的認識度太低了。”
專家呼籲性教育寫入教材
身體的哪些部位不能被任何人觸碰?一般人可能以爲這不需要教。但王玲告訴記者,她在過往的授課過程中,曾經多次問孩子們是否知道自己身體的哪些部分是不能讓人摸讓人碰的。小孩子特別踊躍地回答,頭髮、眼睛、鼻子、耳朵、膝蓋……也就是說,他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再比如,什麼叫任何人?這裏面既包括陌生人,也包括熟人。陌生人對孩子們來說好像還可以理解,但熟人給他們的印象,好像都是好人。但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與媒體發起的“兒童性侵害調查”顯示,性侵案中8成爲熟人作案,其中公職人員佔到45%。
王玲在授課過程中,通常會告訴孩子,有幾點是要做到的,比如說不走夜路,自己在家不能給陌生人開門,陌生人給你東西不能吃,不能獨自到異性的房間去……
但是,王玲同時建議,這種思想的灌輸也不能過度。不能讓孩子覺得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壞人,這會導致走向另一個極端。“當我們扮演成陌生人向孩子求助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就變得非常冷漠。所以,我們在告訴孩子要學會自我保護的同時,還得教育他們要有利他精神和助人的精神。”王玲表示。
在王玲看來,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將有關性的知識在學校教育中普及開來。“在國外很早就有這方面的教育。告訴孩子怎麼保護自己,這非常重要。”劉明輝也強烈建議將性教育內容加入教學大綱,寫入教材。“性教育年齡必須要提前。甚至要讓性教育的內容走進社區,加強各種形式的宣傳。如果覺得面對孩子難以啓齒,完全可以通過動畫的形式表現。”
9月3日,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等百家公益組織在北京聯合發起“守護童年”公益行動;9月24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四部門共同發佈了“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首先要科學做好預防性侵犯教育,要讓學生知道什麼是性侵。對此,孫雪梅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奮。“主管部門推行防性侵教育,全國覆蓋率更高,對孩子們而言,是最大的福音。”(記者餘瀛波本版供圖:孫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