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濱州學院上演了一場採集學生DNA大行動，5000多名本科男生需要全部採血驗DNA。如此大規模的DNA採樣行動，濱城區公安分局的解釋是：爲了偵破一系列宿舍盜竊案。(10月13日《渤海早報》)

　　爲了偵破一系列宿舍盜竊案，就要動用五千多名學生採血驗DNA，這樣的辦案手法先不說高明與否，起碼有點“土豪”氣質。對於這樣粗放的辦案手法，當地公安局還給出了看似合理的法律支撐——《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爲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徵、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指紋信息，採集血液等生物樣本。”按這種說法，該校的五千多名學生無緣無故就都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常理，公安機關偵查案件一般要先排查，根據監控、調查現場遺留物、現場提取的腳印等信息，通過對比和排除，逐漸將範圍縮小至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然而，在進行這些步驟前，當地警方便通通把五千多人定性爲犯罪嫌疑人，如此辦案不知警方是否在偷懶？而且，按查驗一人DNA的最低成本100元來算，5000人也至少得花50萬元，而且花的又都是納稅人的錢，這般做法未免有些魯莽？下次，在當地公安機關再如此大規模驗DNA之前，可否先回答這一行動的程序合法性、合理性？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有下次。

　　另外，公安機關從血液樣本中獲取學生DNA個人信息，這一過程還可能侵犯學生的隱私權。因爲科技的發達，通過DNA檢測將能獲得大量的個人信息，五千多名學生被驗DNA後，涉及個人隱私的DNA信息將如何處置，是否能被真正保密成爲人們最擔心的問題。在英美法系國家，對DNA信息的保護基本上都是以人格權的角度來考慮的，並有一系列的立法來保護。相反，我國在法律上對DNA信息的保護十分不足。

　　由此可見，這類在刑偵過程對個人隱私問題，以及公安刑偵手段的無序、粗放、懶惰，亟須相關監督問責機制來約束，只有通過用立法來約束辦案中的公權力，才能讓法治走上程序化、合理化的道路；杜絕權力的肆意濫用，才能保證民衆的隱私在刑偵過程中不被侵犯。(雅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