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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網深圳12月31日消息(記者韋雪)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中國之聲開播十週年特別紀念《十年,這裏》。
今年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套節目以“中國之聲”的呼號向全國播出的第十年。站在時間的分水嶺上,我們憧憬下一個十年。未來的十年,可能是劇烈轉型的十年,可能是前所未見的十年,可能是深化改革最要緊的十年,可能是我們圓夢的十年。
從今年起,中國之聲用話筒對焦10箇中國地點,用十年時間記錄這些地方每年的變化,記錄這些地方的人們每年的喜怒哀樂,從細節處展開微觀中國的生動圖景。中國之聲和你相約,從今天開始,每年的12月31號,一起傾聽十個“中國樣本”。
>>聚焦城鎮化:
深圳市羅湖區黃貝嶺村緊鄰深南大道,是深圳市數量衆多的城中村的一個。在去深圳尋夢的年輕人裏,有不少人的起點就是從這樣的城中村開始的。截至去年,深圳市的流動人口超過1500萬,是戶籍人口的5倍,在這座急劇膨脹,急速向前的大都市裏,這些異鄉人的生活有哪些苦與樂?他們對未來又有什麼期待和嚮往?
從家鄉來到深圳,第一次看到父母住的房子,20歲的李澤嚇了一跳。他沒想到,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間裏,父母是和幾家人同住。
李澤:我估計再怎麼也是一個小房子吧,雖然說不是很大,但是一家人也該夠了吧。那麼小的空間裏生活了那麼多人,換個角度你也應該受不了是吧。
在這種李澤忍受不了的環境裏,他的母親程志碧已經居住了多年。從1993年到深圳打工開始,李澤的父母就住在黃貝嶺村。
程志碧:幾家人,一個牀挨一個牀就是一家人。就這樣子住啊,哪裏還有房間啊,有的有兒子的就住上牀鋪,就這樣子住的啊。
提起黃貝嶺村那片低矮的舊屋,在這裏住過的人都有些話要說:
“以前很髒很臭的,我都不喜歡來的,臭的頭都暈了,三拐八拐的拐過去拐過來。”
“迷宮。”
“那時候我剛到深圳,在黃貝嶺,我看到處的房子都是矮房子,我看那些門也一樣,我說轉來轉去,怎麼找不到哪裏出去。”
如今,這些都成了回憶。那些逼仄凌亂的出租屋在今年被推土機剷平。未來,將有幾十棟大廈從這裏拔地而起。曾在這裏居住過的人們,有不少盼望着樓盤趕緊建成。不是爲了入住,而是爲了生意。黃貝嶺村裏,住客多來自四川達州、南充、湖南攸縣,還有廣東其他地區。來自四川的打工者們大多從事建築或者是家庭裝修行業。其中就包括李澤一家,只是眼下,除了生意,他們更擔心從低矮的平房搬進周圍的樓房之後,跟着水漲船高的房租。
“現在我們兒子大了,那邊也搬遷了,所以現在壓力大,就這樣子咯,住不起房,也沒地方住,一個月剩不了多少錢,也要這樣生活。”
房租漲得太快,是住在類似黃貝嶺村的打工者們共同面臨的難題。
“在外面,你一旦交不起房租,你就該往老家走,比生活成本還高。”
“我們吃還可以節約一點,儘管吃差一點也不要緊,房租費你必須給他,三月份漲一百,你住還是不住?你不住他住,五月份,他又要漲一百,沒完沒了的。”
房租太高,便要從其他費用裏節省。見到申阿姨時她剛剛做完保潔收工回家,她一邊招呼我們一邊把一個瓶子塞進被褥。
申阿姨:節約的水,回來沖涼用。
記者:節約的水這是放在被子裏?
申阿姨:放在被子裏等一下不涼。
記者:那個是洗衣液的瓶子?
申阿姨:啊。
記者:那能保溫嗎?
申阿姨:不保溫,打回來就洗,節約一點水。
“這裏沖涼要煤氣的嘛,要交水費的嘛。”
申阿姨來深圳打工快十年,沒去過一次大醫院。遇到感冒發燒這樣的“小病痛”,就到旁邊的私人診所裏買點藥吃。
申阿姨:我們配藥就是隨便配一點咯,反正就是十多塊錢。進大醫院我們進不起。反正我們也沒進過大醫院。
省錢是一方面,沒有醫保是另外一個原因。不僅沒有醫保,申阿姨在深圳做了十年保潔,甚至沒簽過一份勞動合同。
申阿姨:什麼都沒有,我們跟私人搞衛生。什麼合同都沒簽,到了月底把錢發給我就行。
邱興堂則是這裏爲數不多的願意花錢購買社保的個體打工者。他說,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自己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的兒子也能夠在深圳順利入學。
邱興堂:我兒子在公立學校上學,我現在也是個人嘛,我想方設法找到一個朋友的公司裏面,我自己全額交社保,我就是想拿到證件嘛,其他的我沒有意思,我就是想讓兒子上學嘛。
邱興堂能夠感受到兒子和孩時的自己是有多麼不同,他也想讓兒子在將來能有一個跟自己不一樣的人生。但面對兒子的有些提問,至今,邱興堂都沒法回答。
邱興堂:他問過我,他說我生在深圳,爲什麼我是達州人?他不理解我們現在的戶籍制度,我說這個問題你大了就知道了,我現在解釋不了。
新的一年,邱興堂希望兒子能夠順利考上中學,當然,他更希望異地高考的政策能夠儘快落實。
邱興堂:一種願望了,因爲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說,以後外地戶籍的可以在深圳參加高考,只是一種願望,等吧。
程志碧則盼望着兒子李澤能趕緊找到個心儀的姑娘,成家立業。爲了完成這樣的目標,他們一家準備來年更加努力的工作,以便存下積蓄,在老家縣城裏買一套房子。
李澤:這樣的規劃啊,先把房子買了再說吧。
記者:也是在縣城買?
李則:肯定的,現在的女孩子就是這樣現實,你不可能說你不買房子,那你結婚住哪?不可能回老家,對吧?
申阿姨已經在爲和老伴幾年後回到故鄉重慶做盤算,她說,馬上就要六十歲了,年紀越大越覺得在深圳這樣的城市,舉步維艱。
申阿姨:大字不認識幾個,人又老了,什麼都難,處處都難。我們又沒有保險,什麼都沒有,那我們回家只有種地。
未來一年,他們夫妻倆還會留在深圳,申阿姨希望明年,這裏的房租別漲太快。
明年,記者將持續觀察這裏,來年的變化將在明年的今天爲您呈現。
中國之聲觀察員趙九驍:報道中提到的農民工很具有代表性。比如程志碧,程阿姨她從1993年就開始到深圳來打工,她其實可以算做是第一代的農民工進城的代表,她那一代人實際上有更多的想法,他們不願意離鄉,雖然在城市裏面也追逐完夢想,實際上城市並不是她真正的歸宿,她甚至還想在退休的時候回到家鄉,她都不去醫院,因爲她沒有醫保,另外一位邱叔叔希望孩子能夠在深圳上中學,他甚至希望在未來的十年當中,像他這樣的隨遷子女能夠在深圳完成異地高考的夢想,他們的這些夢想實際上折射出極其龐大的人類歷史上,最爲龐大的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有大約2.7億流動人口,俄羅斯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不超過2.7億,未來我們充滿着轉型與陣痛的時代,如何讓這些追逐夢想的流動人羣告別候鳥式的半城市化狀態,讓他們能夠在城市裏安家、安心。
在未來我們展開的新一輪的城鎮化,他的核心就是以人爲核心,那麼對於人來說,人的發展首先是它的一個在城市當中是否有一個穩定的就業,是否有一個穩定工作的預期,那麼比如像在深圳我們可能在經過這麼多年的奮鬥之後,這些農民工用他們的奮鬥幫助這個城市獲得新生,獲得發展,但是在未來他們如何能夠通過職業培訓,通過創業扶持能夠更好的融入到這個城市,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來考量的,最關鍵的一點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個均等化,進城的農民在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實現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蓋。
(來源:中國廣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