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月10日發表了題爲《斯諾登揭示出資本主義新隱憂》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政府的出格間諜活動之後，如今公衆普遍對監控話題日益厭倦。原因在於，這位曾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合同工的告密者，揭露了太多關於當今世界運轉方式的令人不快的事實。

　　科技基礎設施和地緣政治強權、猖獗的消費主義和無所不在的監控、有關“互聯網自由”的高談闊論和互聯網監控不斷增加的冰冷現實——所有這一切都是相互聯繫的，而我們大多數人不願理會這一事實，也懶得思考它的前因後果。相反，我們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家實施的間諜活動”這一點上，而幾乎忽略了漫長鏈條上的其他所有環節。

　　然而有關間諜活動的爭論很快就變得狹窄，變得令人難以忍受地沉迷於技術細節。美國外交政策是否合理、數字化資本主義的矛盾未來、權力從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向硅谷的轉移，這些問題都未得到應有的關注。然而，出現問題的並不僅僅是NSA，如今通信的運作方式以及人們爲通信支付代價的方式也同樣出現了問題。並且問題的出現不僅源自法律和技術方面的原因，還源自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太多政府因資金緊張、以及對基礎設施缺乏創造力，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通信網絡，將其交到了科技企業手中。

　　斯諾登爲一場非常必要的全球辯論創造了契機，這一全球辯論原本可以凸顯出以上許多問題。可惜的是，這場辯論始終沒有到來。對美國沉迷於監控一事的爆料，引發的卻是乏味、單一的反應。這其中多數過激言辭都毫無用處：這些言辭中摻雜了反美國主義，並被轉化爲一些毫無建設性的“改革”。許多外國領導人仍堅持抱有這樣一種幻想：只要美國向他們承諾簽署一個不搞間諜活動的協議，或者至少停止監聽他們身邊的各種設備，斯諾登揭露的各種惡行就會消失。

　　在這個問題上，政治人物正在犯下與斯諾登同樣的錯誤。此前，斯諾登在其罕見而發人深省的公開講話中，曾將這些不當行爲歸因於情報機構管得太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算是斯諾登本人可能也沒有充分意識到他揭露的是什麼。這些濫用權力行爲並非孤立事件，無法通過修改法律、收緊對間諜活動的審查、建立私密性更強的工具、或是在國家對科技企業提出要求時提高透明度來糾正。

　　當然，所有上述事情也是必須做到的：這些都是容易實現的政策目標，是觸手可及的低垂之果。至少，這些舉措能讓民衆覺得政府確實在採取措施。然而，對於一種可怕得多的潮流，即我們的個人信息(而不是金錢)正在成爲我們爲所獲服務(或許不久後還有我們的日常用品)支付的主要代價，以上舉措會起到任何作用麼？

　　沒有任何法律和工具能夠保護那些受到硅谷鼓動性傳奇啓發、急於成爲數據企業家的公民，他們總是在尋找新的、更快的、更賺錢的方式，將他們自己的數據轉化爲金錢——無論是關於他們購物行爲的信息，還是他們基因的拷貝。這些人想要尋求的是披露自身數據的工具，而不是保護自身數據的工具。如今每一份數據(不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是一項變相的資產，這些人需要的只是找對買家。抑或，買家也會找到他們，以他們的數據作爲交換，爲他們提供一種便利的服務——這似乎正是谷歌電子郵件服務Gmail的商業模式。

　　和多數他的攻擊者及支持者一樣，斯諾登也沒有意識到，我們可能正在親歷一場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變革，個人數據正在成爲一種可選的支付方式。對消費者來說，其中的好處已經很明顯了，而公民需爲此付出的潛在代價卻不那麼明顯。隨着個人信息市場蓬勃發展，這種變化帶來的外部性(externality，指部分人的決策對他人的影響——譯者注)也大大增加，而民主則成爲主要犧牲品。在支付方式眼下從金錢向數據的轉變過程中，NSA的權力不太可能遭到削弱。相反，這一過程可能會催生更多更強大的中介機構，這些機構將進一步助長NSA對數據的沉迷。因此，這場有關監控的爭論要想保持其影響力並在政治上擁有一些殺傷力，就必須與有關資本主義的討論相聯繫，否則就可能淪爲一場沉迷於法律細節的隱私辯論、從而變得無人問津。

　　這個問題其他一些被忽視的方面也同樣重要。對於NSA及其他情報機構提出的一套說辭——他們需要用這些數據先發制人地解決問題，我們難道不該更嚴厲地批評麼？我們不應任由成本日益降低的先發制人式做法喧賓奪主，從而忽視了通過找出問題源頭來系統性解決問題的努力。我們不應僅因爲美國情報機構表示，未來它有望根據所有也門孩子炸飛機的傾向對那些孩子進行排序，就覺得沒有必要努力從源頭上消除孩子們的不滿，而導致他們不滿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美國以他們的父輩爲目標，過分使用無人機。

　　不幸的是，這些問題卻沒有擺在今日的議事日程上，這部分是因爲，對華盛頓方面和硅谷都很擅長的那一套簡單化說辭，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願意買賬。那套說辭是，我們需要的只不過是出臺更多法律、推出更多工具、以及提高透明度。斯諾登揭露出的是一種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存在於當今資本主義與民主生活的根基之處。要消除這一緊張關係，我們需要發揮出更多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