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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太原1月26電(記者武敵)一位年逾古稀的皓首老人,歷時18個春秋,輾轉大半個中國,行程30多萬公里,陸續爲100多名陣亡烈士找到親人。他就是電影《集結號》中谷子地的原型人物--退伍老兵王艾甫。
如今,73歲王艾甫仍然沒有停止尋親的腳步。他說,要用畢生精力來幫助逝去的戰友回家,爲烈士的親人們圓一個又一個團聚的夢想。
截至目前,王艾甫已經爲189名烈士找到了親人,同時他還爲2000多名烈士家屬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尋親信息。
不瞭解王艾甫的經歷,就不會理解他對戰友那份特殊的感情。
1941年,王艾甫出生在山西左權縣的一個小山村,18歲那年從軍入伍,成爲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不久,王艾甫所在的部隊被派往越南,在那裏他真正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和血腥,並且經歷與戰友的生離死別。
王艾甫有一位親如兄弟的老鄉叫張廣元,他們一起出國參戰,可張廣元卻不幸倒在了異國他鄉。王艾甫很長時間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他始終認爲是戰友的死換來自己的生。從那以後,王艾甫就一直想爲逝去的戰友做些什麼,來告慰那些爲幸福生活默默做出過奉獻的人們。
此後,王艾甫便以常人難以理解的執著和癡迷,收藏每一件他認爲有價值的戰爭實物和文獻。1981年轉業回到地方後,王艾甫逐漸養成一個習慣,每到清明節的時候就去烈士陵園悼念逝去的戰友,同時,從小喜歡收藏的他也會收集一些陵園的相關資料。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一次不經意的收藏竟改變了他的一生。
1996年春節剛過,王艾甫在太原古玩市場發現了4本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裏面還夾着84份未發出去的太原戰役陣亡將士通知書。“當時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震撼,也非常氣憤。這些資料應該保存在檔案館或者保險櫃裏,怎麼能到古玩舊貨市場呢?”也許是看到王艾甫的表情,攤主竟開價3000元,這相當於當時他一年的收入。但王艾甫毅然將這些資料全部買下來。
從此,王艾甫便把這些泛黃破損的舊紙用信封和塑料皮分門別類地包好,放在一個隨身的挎包裏,帶着到處走。晚上睡不着的時候,他就閉眼想着這些兄弟。想來想去,他想送他們回家,於是王艾甫開始按照陣亡通知書上的籍貫和名字尋找烈士的家屬,踏上了義務送烈士回家的尋親之路。
然而,由於時隔半個多世紀,許多名冊上登記的地名已經更改,一些烈士的親人也遷離原址,王艾甫寄出去的尋親信多半被退了回來。爲了尋找新的線索,王艾甫一趟又一趟跑政協、民政局、公安局,甚至跑遍了周邊的烈士陵園,直到2005年纔將第一份陣亡通知書寄到烈士的親人手中。
每一次尋親經歷,都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而每次尋親成功的喜悅,都化作了王艾甫繼續前進的動力。
內蒙古的孫耀烈士是84份陣亡將士中的一位。原來孫耀早年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之後又參加瞭解放軍,但這個消息還沒來得及通知家人,孫耀就在解放太原的戰役中犧牲了。因此,他的家人揹負了數十年的負擔和罵名。當王艾甫輾轉多地找到孫耀的親人時,全家人都哭了。王艾甫說,“當時孫耀的女兒孫秀峯已經70多歲,說爲了尋找父親,15歲就離開家鄉到全國各地尋找,可還是杳無消息。現在,這個遲到的通知書終於還給了全家一個清白。”
還有一位叫路煥文的烈士,新中國成立以後,路煥文的家人一直沒有得到他犧牲的消息,後來雖然政府追認其爲烈士,但他的妻子王滄言卻一直不願接受這個事實,她堅持認爲路煥文沒有死,是他在外面過上好日子不願意回來,因此王滄言還讓兒子在國內尋找了幾十年。
2006年,當王艾甫把路煥文在太原烈士陵園埋葬的消息和照片親手送給84歲的王滄言時,聽到這樣的話語:“我等煥文幾十年,現在終於和我的男人團聚了。我死以後,一定把我們合葬在一起。”找到煥文妻子的時候是六月份,當年十一月份老人就過世了,王艾甫喃喃自語:“她一定含笑瞑目了。”
對於烈士的親人來說,再遲的團聚也是一份安慰。
在漫長的尋親路上,王艾甫並不孤單。許多好心人、志願者紛紛伸出援手,一些媒體也積極加入尋親隊伍。
2007年,馮小剛導演得知王艾甫爲烈士尋親的事蹟後,專門組織拍攝電影《集結號》,在上海首映時劇組還把王艾甫請了過去。
在王艾甫看來,爲烈士尋親不僅是讓英靈迴歸故里,更重要的是對烈士爲了國家和民族而獻身的一種肯定與褒揚。
隨着年齡增加,王艾甫的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從前,但他依然牽掛着那些沒有回家的烈士。他說:“只要我還能走得動,就一定會在這條尋親路上繼續走下去。”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