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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留城,情已進城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主任吳忠民表示,作爲生活在城市裏的農村人,農民工羣體需要維繫兩邊的社會關係,“夾心”人情讓他們揹負着雙重負擔。“人未留城,情已進城”,吳忠民說,生活圈子的雙重化決定了人情圈子雙重化,農民工羣體自不例外。
城市示範效應以及部分農民工的攀比陋習導致了人情費用飛漲。山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譚克儉表示,隨着社會發展、物價水平的提升,人情費用升高成爲必然。農民工進城,在城市裏甚至回鄉之後的人情往來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齊的傾向。
被人情裹挾的農民工羣體也有些身不由己,張小明等人表示,他們出來往往會結識來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爲平常一起幹活,抹不開面子。另外我們的工作並不固定,一個活完了之後往往需要小包工頭或者工友之間互相介紹工作。”張小明說,不處朋友,沒有活幹。
譚克儉表示,在城市圈子裏,農民工隨禮已逐漸改變了傳統意義上交流情感的目的,其背後蘊涵着複雜的人際關係,承攬業務、拉攏勞力、借錢借物等目的充斥其中,充滿功利色彩。
事實上,農民工在城裏的人情多是“轉圈人情”。問勤榮說,他們隨禮的對象往往是一羣人,活完了這些人有可能就散到各地了,“但是不要緊,我們有什麼事的時候,會有新的工友來隨禮”。
於是,各種名目的擺酒設宴便在農民工羣體中流轉:工友結婚、孩子滿月、孩子12歲生日,即便在老家操辦過,也要在城裏“表示表示”。一來二去,陷入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