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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寫作”的概念是怎樣產生的
□“80後寫作”有可以傳世的經典嗎
□“80後寫作”還會有變化和進步嗎
2004年,以春樹、韓寒登上《時代》週刊亞洲版爲標誌,“80後寫作”正式躍上時代舞臺,成爲21世紀中國最具話題性的文化現象之一。
2014年,走過10年的“80後”寫作者們,大多已過而立之年。當年,他們以青春的名義闖入文學的世界,張揚地書寫着屬於自己的文學法則。如今,青春已逝,他們在不同際遇、不同環境、不同追求乃至不同價值判斷的驅動下,呈現出不同的文學選擇與人生路向。
今天,“80後寫作”仍是攪動時代的一股熱力,但是,它的面貌卻已悄然改變。
張悅然回到傳統視角,用反思來追問“80後寫作”的價值;
韓寒從文學寫作轉向思想批判,以先鋒的姿態表達一代人的訴求;
還有,郭敬明嫺熟地使文學進入商業化的軌道,在大時代下“玩”出一個“小時代”
……
10年是一個節點,也是一個回望的契機。 10年來,“80後寫作”興起、盛行、分化,紛雜的聲音中,有溢美,更多的是批判。
10年的時間,是青春的完結,也是青春的成長,站在岔路口的“80後寫作”正在尋找未來的路徑。
2月28日,本報記者約訪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慶祥,這位出生於1980年的新銳批評家,對“80後寫作”有着局內人和旁觀者的雙重觀察。本期報道將透過他的視角來重新認識“80後寫作”的10年。
“80後寫作”的概念一直處於一種相對模糊的狀態…… “80後”寫作羣體的出現最大程度地呼應了資本對於中國文學寫作的想象……最近幾年來,廣義的“80後寫作”有逐漸覆蓋狹義的“80後寫作”的趨勢
“80後寫作”與文學傳統之間,有着一種既曖昧又對抗的關係。文學界內部對“80後寫作”的態度,從排斥、拒絕,到漠然以對,再到嘗試接納,過程中充滿了爭議。這樣一種戲劇化的圖景,爲過去10年的中國文學增添了不少話題。
“80後”是話題性的一代,而“80後寫作”正是產生話題的平臺。今天, “90後”、“00後”看似已經成爲社會潮流的新主角,但事實上,潮流背後的推手依然是“80後”。
楊慶祥說:“去年夏天,‘80後’最具市場號召力的作家郭敬明執導的電影《小時代》和《小時代2》先後上映,這兩部電影的高票房以及廣泛的影響力,引發了超出想象的‘軒然大波’。對其涇渭分明的褒貶臧否甚至構成了不同代際之間的一次針鋒相對的文化辯論。 ”這一現象從一個側面表明,“80後”依然是中國文化界傳播最廣泛的名詞。不過,楊慶祥表示,以“80後”這一“典型代際”爲基礎的“80後寫作”的概念雖然在文化媒體和文學批評中被一再使用,但其內涵外延的界定卻一直處於一種相對模糊的狀態。
追溯“80後寫作”這一概念的誕生,還要把時間倒回至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1999年,上海《萌芽》雜誌社與多所知名高校聯合發起、共同舉辦了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批極具文學天分的青少年脫穎而出,在當時的文壇颳起了強勁的“少年寫作”風潮。一般認爲,“少年寫作”現象正是此後“80後寫作”概念產生的前奏。
對此,楊慶祥補充說,“80後寫作”應該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區分。狹義的“80後寫作”指的是2000年前後開始進入公衆視野的青少年寫作羣,“這一羣體最初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出自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新概念作家羣’,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人,他們以小說和散文創作爲主;另一個則是詩歌寫作羣體,他們主要通過詩歌刊物和網絡論壇發聲。 ”
今天,許多人或許會習慣性地認爲,韓寒、郭敬明的成名與“80後寫作”概念的出現是同步的。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三重門》、《幻城》等作品“走紅”時,仍被冠以“青春文學”的稱號。而“80後寫作”真正成爲一個標籤是在2004年前後。
2004年2月,《時代》週刊亞洲版將春樹、韓寒等作家稱爲中國“80後”的代表,隨後,“80後”概念迅速被媒體廣泛應用,成爲輿論的焦點,自此,“少年寫作”、“青春文學”等不同命名統一爲“80後寫作”或“80後文學”。楊慶祥提醒說,在這一輪的命名和傳播中,天然帶有小衆取向的詩歌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掉了,而小說寫作則被特別凸顯出來。因此他認爲,嚴格意義上的狹義的“80後寫作”實際上指的是以“新概念作家羣”爲主體的、具有非常典型的市場化特色的小說寫作羣體。
楊慶祥認爲,這一寫作羣體的出現在當時最大程度地呼應了資本對於中國文學寫作的想象。 “一代更年輕的寫作者通過直接面對市場的寫作,與既有的文學體制斷裂,實現了文學生產方式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以隱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寫作的指向:青春和想象力的雙重消費。青春文學不僅僅強調這一批作者及其讀者的生理年齡,更重要的是,它將‘青春’資本化,生理的事實被改造成了消費的事實。因而,寫作從一開始就指向一種等價的市場交換,而對所謂的想象力的強調,則與傳統的現實主義相對,對虛構的崇拜恰好是將寫作的基礎建立在個體身上,並在最大程度上將‘想象力’利潤化。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80後寫作”的產生其實是時代的產物,與當時整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相契合。
而廣義上的“80後寫作”更指向一種“客觀”的生理事實,它不僅將具有市場指向的青春寫作囊括進來,同時也將那些非市場的、相對傳統的文學寫作者納入其中。楊慶祥注意到,最近幾年來,一部分“80後”寫作者的市場價值大打折扣,而傳統寫作者的人數又不斷增加並逐漸擴大其影響力,廣義的“80後寫作”有逐漸覆蓋狹義的“80後寫作”的趨勢。 “但‘80後寫作’的歷史似乎還處於進行時的狀態,狹義的‘80後寫作’和廣義的‘80後寫作’如何通過具體的寫作成績來進行文學史的較量,似乎還有待觀察。 ”
“韓寒”正日益成爲大衆生活的一部分……“80後”的城市書寫,與中國的現代城市進程互爲一體…… “80後寫作”構成了一種“日記式”的文學,顯得貧乏而孱弱,將數代人的重變成了一代人的輕
“80後寫作”是一個矛盾體,正如“80後”是充滿矛盾心理的一代。一方面,一部分“80後”從自己同代人的文字中找到了宣泄和抒發的出口,因此視其爲羣體的代言;但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80後”非常之不認同“80後寫作”的內容與精神。 “80後寫作”究竟是不是在寫“80後”,是不是寫出了“80後”?這的確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身爲“80後”,楊慶祥在文章《80後,怎麼辦? 》中寫道:
“我在安徽圖書城買到了《小時代1.0》,我的預設是,我肯定看不下去這本書,因爲它淺薄、庸俗和無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以極快的速度把這本書讀完了。而與此同時閱讀的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卻被我一再擱置,最後不了了之。真實的閱讀體驗顛覆了預設的文學認知。我突然意識到,在我身處的時代,閱讀和思考分離了。閱讀僅僅在一個表面的層次上纔有效,而思考可能與此相關,也可能與此毫無關聯。 ”
“最早知道‘韓寒’這個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的舊書處理攤點翻書,一個朋友指着《三重門》對我說:這就是那個幾門成績掛紅燈的高中生寫的小說。我拿起來翻看了幾頁就放下了,幾乎沒有任何印象。……不管如何,‘韓寒’正日益成爲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是我無法選擇的事實。……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說,我被‘韓寒’了。 ”
從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楊慶祥很清醒地意識到“80後寫作”和“80後”寫作者們所存在的問題,但同時,他又對這樣一種現狀感到不解和無力。
在楊慶祥看來,不管是狹義的“80後寫作”還是廣義的“80後寫作”,都呈現出一些相似的美學症候。
首先是城市題材的書寫。衆所周知,“50後”、“60後”作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鄉村,但“80後”作家則更熱衷於書寫城市生活。楊慶祥分析說,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進程大概始於上世紀90年代,正好是“80後”一代人的青春成長期。因此,無論是生活在城市還是生活在農村的“80後”,都直接感受到了這一進程所帶來的刺激和挑戰。雖然在“80後”的寫作中也有一些以農村爲主要書寫背景的作品,但這一背景往往被置於城市這一巨大的鏡像觀照中,城市內化爲一道風景,所有的寫作幾乎都必須與城市發生或多或少的關係。 “這種城市書寫,與中國的現代城市進程互爲一體,在他們的寫作中,城市以日常而非奇觀、以生活流而非意識流的形態存在。也許,在他們未來的寫作中,會出現真正有價值的城市寫作。 ”
其次,是自我經驗的陳述。楊慶祥說,“80後寫作”常用第一人稱敘述,這是“80後”以“自我經驗”爲寫作資源的最直接表現。但是,這種寫作形式往往拘囿於個人情感的宣泄,而缺乏明晰的理智予以昇華,“因此在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情感的糾葛往復,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刻意,而少哲學精神層面的飛躍。這種自我經驗的陳述,構成了一種我稱之爲‘日記式’的文學,顯得貧乏而孱弱。 ”楊慶祥認爲,“80後寫作”所書寫的“成長”其實是一種“僞成長”,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現了一種“拒絕成長”的傾向。 “我發現,很多作品裏的人物往往沒有‘歷史’,他們在某個瞬間出現,又在某個瞬間消失,過去與未來都被擠壓在當下,而當下又不過是一片混沌的物質世界。 ‘80後’由此輕而易舉地從歷史中逃逸了出來,將數代人的重變成了一代人的輕。 ”
只有裹挾了豐富歷史信息的寫作,纔有可能成爲傳世的經典…… “80後”已經三十有餘了……“80後寫作”還會有變化和進步嗎……一些人的作品中變化確實在發生
張悅然是“80後”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韓寒或郭敬明不同,她似乎距離文學的傳統更近一些。她在文章《我們能夠帶着理想走多遠》中感嘆,10年來,“80後寫作”只有潮而沒有思。她知道,文學發展到“80後”這一代,其實是在經歷一個轉變,但是,“80後”卻似乎並未做好承擔這一轉變的準備。
“80後寫作”興起之初,是帶着青春的衝動和懵懂起步的。如果說青春必定伴隨着挫敗和苦澀,那麼“80後寫作”的成長之路,也難免要經歷蛻變之痛。
正如楊慶祥所說,“80後寫作”從一開始就指向一種等價的市場交換,它將“青春”資本化,將“想象力”利潤化。今天,當郭敬明的《小時代3》正在躍躍欲試地向更巨大的票房數字衝擊時,人們有理由相信,“80後寫作”的商業狂歡還將持續下去。
與商業平臺上的熱烈追逐構成鮮明對比的是,“80後寫作”對於文學性追求的乏力。楊慶祥坦言,他並不想批評“80後寫作”。他想說的是,任何一種式樣的文學寫作,都裹挾着豐富的歷史信息。只有裹挾了豐富歷史信息的寫作,纔有可能成爲傳世的經典。
“80後寫作”有可以傳世的經典嗎?楊慶祥認爲,目前還沒有出現。 “可是‘80後’已經三十有餘了!如果還繼續停留在原有的軌跡上運行,將自我經驗和歷史虛無主義作爲一種自動意識不加思辨地接受下來,‘80後寫作’還會有變化和進步嗎?我覺得那是很困難的。好在歷史總是不停地裂變,並在這些裂變中衝擊每一個個體的心靈和精神,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國史與世界史幾乎同時在進行着某種裂變和逆轉。我的那些同時代的甚至是同年齡的作家和藝術家們,在他們一些人的作品中,一些變化確實在發生。 ”
楊慶祥所珍視的變化是:“從自我的經驗中解放出來,勇於面對生活世界的複雜性,不僅僅自戀於一己的情緒,而是通過社會互動的方式,將文學的經驗拓展和擴大,最終以求得新的美學原則和新的歷史的可能性。 ”這是他作爲一個“80後”,同時也是一位文學研究者所樂意看到的方向。
□本報記者/王研
(來源:遼寧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