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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到。
清明,感傷和懷念的日子。一年中的這一天,放慢匆匆的腳步,追思逝者的過往,有太多的記憶和故事,讓我們無法忘懷。
在這些逝者中,有這樣一羣人,逝後將自己的器官哪怕是一個眼角膜捐獻給需要的人,把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事業。正是由於他們的無私奉獻,讓瀕臨絕望的人重獲新生,讓墮入黑暗者重見光明,更讓更多的即將走上醫療戰線的學生有了充實的操作經驗……
他們,是遺體、眼角膜和器官捐獻志願者。捐出自己,這或許是生命落幕時最沉重也是最美麗的贈予。他們的無私奉獻,讓生命價值超越了世俗的衡量。每一個捐獻者的故事,都閃耀着人性光輝。
點一支溫暖的燭火,掬一捧感動的淚水,讓我們一起,追思這些逝者的故事,體會生命的尊嚴,觸摸人性的溫度,分享他們留在人間的關愛,和足以改變他人人生的感動。
捐獻數據
[數據·捐獻遺體和器官]
4月2日,本市在薊縣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園舉辦了“奉獻永留人間”清明紀念活動,以追思緬懷奉獻愛心、挽救生命和支持醫學科研事業發展的遺體和器官捐獻者。
截至今年3月底,本市已累計實現遺體捐獻464人,實現器官捐獻82人,其中僅2013年一年就有35例成功實現捐獻;累計捐獻大器官188個,挽救了170餘名危重患者的生命,實現了逝者捐獻器官延續他人生命的崇高願望。
[數據·捐獻眼角膜]
3月29日,天津醫大眼科醫院舉辦“奉獻光明,傳承大愛”主題活動,緬懷那些眼角膜捐獻志願者,讓全社會銘記他們身體力行、延續光明的奉獻精神。
截至目前,已有94位已故眼角膜捐獻志願者在天津醫大眼科醫院進行了眼角膜捐獻,其中去年3月至今年3月共有18人捐獻,已成功完成移植眼角膜34例。目前有近400人作爲捐獻志願者,進行了眼角膜捐獻申請登記並完成了公證,僅去年一年就新增60餘人。在這94位已捐獻者中,年齡最大的85歲,年齡最小的只有13天,他們的眼角膜至今已使近200名因眼角膜疾病失明的患者重新見到了光明。這些“光明使者”的名字都篆刻在該院眼角膜捐獻者紀念碑上,醫院還專門設置了眼角膜捐獻展室,供市民參觀,以緬懷他們把大愛留在人間的無私善舉。
當天活動現場,30多名醫護人員、大學生和捐獻者家屬一起簽署了眼角膜捐贈志願書,成爲了新一批眼角膜捐獻志願者。
受捐者說
“這是一份生命的饋贈”
本報3月20日報道了《安徽小夥在津病逝捐角膜留光明》一文,3月18日凌晨4時許,22歲的安徽來津重症肌無力患者張北平永遠閉上了眼睛。他的家人在悲痛之餘,連忙通知天津市紅十字會,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於當天8時50分許趕到,摘取了他的眼角膜,並於3月20日上午完成眼角膜移植手術,爲一名30多歲的角膜白斑患者帶去光明。這也幫助張北平完成了身故後捐獻眼角膜的遺願。
作爲幫助張北平實現捐獻的醫務人員之一,天津醫大眼科醫院的林偉平醫生也見證了這名受捐者的感恩之情。
受捐者力強(化名)今年28歲,來自吉林省大安市一個普通家庭,從事裝修工作。2012年五六月份,他幹活時由於不慎造成玻璃膠入眼,燒灼了角膜,導致右眼角膜白斑,如同白內障患者一般,視野一片模糊。
力強老家的一個鄰居曾經在天津醫大眼科醫院做過眼睛手術,於是向他推薦了該院。不過,在他之前“排隊”等待眼角膜移植的患者還有很多。
2014年3月,力強接到天津醫大眼科醫院通知,來到天津接受眼角膜移植手術,手術由當初曾接診過力強的該院副院長趙少貞施行,手術獲得成功,力強的右眼重見光明。
“我算是幸運的了,沒想到等待了一年多就能有供體,還挺快的,聽說還有很多人都等了很多年……”力強感激地跟林偉平說到。
力強住院期間,也看到有關張北平的報道,瞭解到正是由於張北平捐獻眼角膜的無私善舉,讓他重新見到光明。
“我沒怎麼上過學,太多的感謝的話不知道該怎麼說……”出院時,力強靦腆地向林偉平表示,他非常感謝醫院爲他成功施行手術,感激捐獻者捐出眼角膜、將光明傳遞給自己。力強說,他接受的是一份生命的饋贈,他要把重獲新生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故事1
“要給就給人家最好的”
講述人:孫女士
追憶的逝者:丈夫
在本市薊縣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園的“奉獻”碑兩側,有16塊特殊的紀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刻滿了名字,這是由天津市紅十字會、天津醫科大學、天津元寶山莊陵園有限公司共同建設,在全國最早設立的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者紀念園。每一個名字後面,都躺着一個偉大的靈魂。
4月2日,本市舉辦“奉獻永留人間”清明紀念活動。這一天,孫淑琴早早地和兒子趙君鵬從市區來到了這裏,悼念2013年9月8日捐獻了眼角膜和遺體的丈夫趙秀忠。她還作爲捐獻者家屬代表,要做現場發言。趙秀忠的遺體捐獻給了天津醫科大學用於醫學研究,他的眼角膜則使兩名患者重見光明。
趙秀忠與孫淑琴兩口子都是1968年“老三屆”的學生。趙秀忠早年當過兵,後又到物資集團工作至退休。2006年正月初一,趙秀忠與孫淑琴外出途中,趙秀忠突然暈倒在馬路上,是110警車將他緊急送到醫院。最後經多方診治,確診他患的是晚期結腸癌。
“手術後,他前前後後化療了16次。”孫淑琴說,或許是從那時起,丈夫就開始有意識地逐漸萌發了捐獻遺體的願望。
2008年的一天,趙秀忠把孫淑琴叫到跟前,和她商量說:“人早晚有一死,我想死後將遺體捐給國家。”
當時聽了愛人的話,孫淑琴心中一愣。“他跟我說完,我當時腦子裏一片空白,也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就是聽了之後說不上來、心裏很不平靜的那種感覺。”
見孫淑琴沒吭聲,趙秀忠解釋說:“人死是必然規律,人死如燈滅,一把火燒了也就燒了,但要是捐了遺體,死後讓醫學上好好研究一下,能爲以後有病的人提供些有價值的東西,這也是一件好事嘛!能給醫學提供些有用的東西,何樂而不爲呢?!”
“他還說,你看現在各家都是獨生子女,咱也就一個兒子,死後把遺體捐了,咱也是給孩子減輕負擔。”
反覆考慮後,孫淑琴終於理解了愛人,同意了他的意見。兩人商定好,一起辦理遺體捐獻。
兩人與獨生子趙君鵬商量此事時,趙君鵬當時也是頗爲不理解,不同意父母的做法。老兩口又反覆給兒子做思想工作。“我們說,人有生就有死,在父母在時你能盡到一個兒子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就夠了,這沒有什麼想不通的啊。”勸說良久,最後趙君鵬終於想通了,表示支持,同意了二老的做法。
徵得全家同意後,孫淑琴開始到處打聽、聯繫遺體捐贈事宜。最後打聽到要到天津醫科大學領取表格、辦理捐獻遺體手續。2011年6月,趙秀忠與孫淑琴一同填寫了遺體捐獻登記表,並進行了公證。
有一次,趙秀忠正在收看電視節目,恰好看到59歲、曾任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副院長的姚進身故後志願捐出眼角膜和遺體的報道,馬上喊來孫淑琴。“他當時跟我說,你看人家院長這麼大歲數都能捐獻眼角膜,我比院長年輕,我也能捐!再說,我是雷達兵的眼睛,更應該沒問題了!”
說到這裏,孫淑琴哽咽着又自豪地告訴記者:“我愛人曾是一名優秀的空軍雷達兵,有着一雙視力超羣的眼睛。他一直跟我說,人死後能把有用的東西給需要的人用上,這真是一件好事、善事、樂事。”
於是,2012年3月,趙秀忠從市第三中心醫院出院後沒有先回家,而是和孫淑琴直接來到河東區公證處,“我倆又共同辦理了眼角膜捐獻的手續。”
2013年3月,趙秀忠病情開始急劇惡化,頭腦有時清醒,大部分時間處於昏迷狀態。
“在他每次清楚的時候,他就反覆跟我講: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你可千萬別光顧忙乎我,把正事給忘了。一定要在第一時間通知醫大眼科醫院,讓醫生在最佳時間將我的眼角膜取下來,給需要的人用上,要給就給人家好的……他一直反覆跟我這樣說到……”孫淑琴說着,淚水不禁從眼中流下來……
2013年9月8日20時35分,趙秀忠因肝腎衰竭,醫治無效去世。孫淑琴幫他完成了最後的捐獻願望——實現“雙捐”(捐獻遺體和眼角膜)。
“據醫大眼科醫院的霍萬良老師和林偉平醫生跟我講,我愛人的眼角膜非常的好,他右眼的眼角膜捐給了河北省衡水的一名28歲小夥子,左眼眼角膜捐給了河南省一名50多歲的男子,移植得非常成功。我聽後很是欣慰,證明我愛人還活着,還在看着這個社會,他的眼角膜仍在正能量地發揮着作用!”撫摸着“奉獻”碑旁的紀念碑上鐫刻的愛人的名字,孫淑琴臉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趙秀忠與孫淑琴的獨生子趙君鵬說,他尊重父母的決定,也爲父親感到驕傲。以後,他也要繼承父母的遺願,“去世後有什麼捐什麼。”
“人在有生之年對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在臨終之時能貢獻出來的就都貢獻出來,只要對別人有益,也算是實現了一種價值。”這就是趙秀忠——一名普通老兵的最後願望。
故事2
“爸爸,你的願望幫你實現了”
講述人:孫女士
追憶的逝者:父親
有一種逝去成就奉獻。
孫登遠是一位平凡的老人,但他對“死亡”的達觀與睿智,讓人們從中體味到了另一種“生”的境界。
在市紅十字會,記者遇到孫登遠的女兒孫愛玲女士。她告訴記者,她的父親有“雙捐”(捐獻眼角膜和遺體)的想法,源於養老院裏的“老夥伴”。
離休後的孫登遠,一直在養老院頤養天年。“當時,跟他住在同一養老院的一個姓周的奶奶簽署了身後捐獻遺體的協議,他聽說之後,就也讓我幫他辦手續,他也要捐。”孫愛玲回憶說。
孫登遠生前是一名軍人,也是黨員,人很開明,也時時刻刻以一名黨員的身份來嚴格要求自己,這是認識他的人對他的最大感受。“我爸爸一輩子不信鬼神,從來不搞燒紙那一套,連我爺爺奶奶去世時也是如此……老家有墳地,他從來不去,所以我對那些也全都不懂……他有這想法,我很支持,而且我是獨生女,執行起來也沒有難度。”孫愛玲說,老人生前在家說一不二,而且她認爲父親的想法也挺好,所以很尊重老人的決定。
2003年,孫登遠簽訂了遺體和眼角膜捐獻的同意書,並辦理好了公證手續。“他一直就說:‘我這一生不信鬼神,以後不管是火葬還是土葬,遲早都會化成灰,不如把這個身軀、眼角膜捐出去,還能在醫學教研之類的地方發揮作用。’”孫愛玲說。
2007年,78歲的孫登遠因糖尿病併發症溘然長逝,按照生前遺願,他的遺體捐贈給天津醫科大學供研究使用,眼角膜用於移植。孫女士也像他的父親一樣,並不通過外在形式而是在內心深處,緬懷着自己的父親。
在他生命終結的時候,選擇把遺體和眼角膜捐獻給國家,用不平凡的方式讓有限的生命體現了無限的價值,爲平凡的遺體選擇不平凡的歸宿。這溫暖和愛心,不會因老人的逝去而流逝,而是會通過老人身邊的每一個人不斷傳遞、延續,溫暖着這個世界。
故事3
“大專家都捐了遺體,我這小老百姓也捐”
講述人:周女士
追憶的逝者:母親
在“奉獻永留人間”清明紀念活動現場,記者還遇到了每年都要來捐獻遺體紀念碑前祭奠母親孔祥敏的周家三姐妹。
“我們的母親是2009年2月14日去世的,當時老人82歲。”與孔祥敏同住並一直照顧她的小女兒周振義告訴記者,孔祥敏2005年9月4日發現自己患上一種名爲腹腔黏液瘤的病,2006年曾做手術,但後來病情又復發了。
“這種病得了之後患者很痛苦,手術後還容易復發,見一次兩次老治不好,母親就萌生了捐獻遺體的想法。”周振義說,2006年,孔祥敏向他們這些兒女提出,決定去世後將自己的遺體捐獻出去,供醫學研究使用。
“我們母親是看報紙上的報道,說有個大專家朱憲彝(朱憲彝是天津醫科大學創始人、著名臨牀內分泌學家、醫學教育家——編者注),逝世後就獻出自己的遺體,用於解剖課教學。當時我們母親就說,‘這麼大人物都捐獻了遺體,我這小老百姓也要捐,給醫學做點貢獻,看看我這病老治不好到底是怎麼回事,也省的後人再得這病。’”周振義三姐妹互相補充着告訴記者,當時母親親口如是說。
2007年開始,孔祥敏身體每況愈下。2008年夏天,一邊到處求醫接受治療,孔祥敏一邊讓周振義幫她去市紅十字會和天津醫科大學諮詢捐獻遺體事宜。
“其實,我們幾個兒女一開始是不太同意的。每次母親跟我們提捐遺體的事,我們就哭,每次提我們都哭……你說,這真要捐了,我們到哪兒去祭奠母親呢……”周振義說,他們家是單親家庭,父親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是母親一直帶着四女二男這六個孩子,拉扯他們長大成人。也正因爲這樣,他們對母親的感情很深,一想到捐獻遺體後將空落落地“沒了念想”,他們挺不理解母親的想法,也不太同意。
“母親就拖着病體,挨個兒給我們做思想工作。”周振義說,老太太總說:“人走很正常,你們過得好我就知足了。這些年,黨和國家、社會對咱們都不錯,我特別感恩,捐獻了遺體不是還能爲國家做貢獻嘛。”
順者爲孝。周振義等兄弟姐妹後來遵從了母親的想法,周振義開始幫母親辦理各種關於捐獻遺體的手續。
“說實話,在跑這些手續的過程中,我也碰到很多次‘釘子’,當時我很多次都灰心了,有時還很委屈……就是因爲母親,她態度特別堅決,一直堅持要身故後捐獻遺體,給醫學研究用,爲後人治療這類疾病少走彎路……她的想法其實特別單純……”周振義感慨地回憶說。
辦理完各種手續後,老人最終得償所願。“我們母親走的時候很平靜,全家人也都很平靜地接受了。”周振義說。
孔祥敏的這一做法還起了“聯動效應”。就在孔祥敏實現捐獻後不久,周振義一次偶遇她的一個老師,聽說了老人的此番舉動後,周振義的老師表示也要捐獻遺體。“後來我的那位老師真的也實現了遺體捐獻,而且她的老伴兒現在也已經和她一樣,辦理好了各種手續,準備身故後就進行捐獻。”
而且,在母親的“榜樣”帶動下,周振義姐妹三人也萌生了效仿母親身故後捐獻遺體的做法,現在正在與各自家屬商議。
從“不願配合”的家屬,到各自說服自己家屬同意自己實現捐獻遺體的善舉,周女士們的態度轉變,源於一名“小老百姓”的樸素願望。本報記者姜凝本版照片本報記者王倩通訊員霍萬良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