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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產”向上流動困難,向下掉落容易,社會階層流動容易出現固化特徵。
只有保持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
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要循序漸進,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
日前,北京、河南、深圳、陝西、安徽、海南等多個省市幾乎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據報道,今年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區市共有27個。
“密集加薪期”的到來,讓中低收入者成爲最大受益者。然而,大範圍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人擔心,這將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降低中國對於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工資福利上漲的速度能否和生產力提高速度相匹配?頻繁上漲的工資水平,是否有可能讓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掉入“陷阱”?未來,我們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A “中產階層焦慮”:成長的煩惱還是發展的困惑?
故事:工作在北京的白領王楊與愛人都是80後,雖然兩人月薪加起來已過兩萬元,但是除去還房貸剩下的錢,都要花在孩子身上。奶粉、尿布、醫療、玩具、衣服、早教、保險……每一項都是不小的開支,依次算下來,小兩口每個月差不多要爲孩子支付6000元左右的開銷,加之還房貸和日常生活開支,月收入幾乎所剩無幾。“想讓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得好一些,自己平時只能省吃儉用”。
和王楊有着類似感受的人還有很多。
保民生、促和諧,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產階層作爲社會的中流砥柱,是確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
然而,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加上不完善的社保、子女教育、戶籍門檻……所謂“中產”揹負着種種壓力。“房奴”“車奴”“孩奴”浸透着“中產”的苦惱與無奈。
與此同時,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趨勢是:“中產”向上流動非常困難,而向下掉落相對容易,社會階層流動容易出現固化傾向。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中產階層”中有3.03億人屬於底層中產,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機,很容易重新陷入貧困。
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陷入“中產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中產階層不足,也就意味着社會是金字塔的模型,這樣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形成社會不公的積怨,必然是社會不和諧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緩,或遭遇重大外部環境影響,則可能引發社會動盪。”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說。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社會藍皮書中的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發展增速不同步。1979年~2011年,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長8.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爲7.4%,比人均GDP增速低1.4個百分點。同時,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近年來,我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注重社會政策的託底作用,不斷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爲困難羣體織起一張密實的民生“安全網”。然而,國家財政雖然不斷加大對民生方面的支出,但是與民生事業發展的需要相比尚有差距,未來保障和改善民生依然任重而道遠。
B “金字塔型社會”:福利保障能否與經濟發展並駕齊驅?
數據:統計顯示,過去十年間我國的基尼係數一直處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達到0.473,貧富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因此,“向上流動難”的這一困惑並非中產階層獨有,更是大多數低收入羣體的感受。值得警惕的是,長期困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尼係數普遍爲0.5以上,中國與之已十分接近。
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是比較高的。不過,各種跡象表明,近10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蔡洪濱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看來,與基尼係數增長的同時,是中國的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和階層流動固化的現實。中國農村人口幾近總人口數半壁江山,而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達3.1:1。
更重要的是,對於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長引起的產業結構變遷和就業結構變化,以及由於各種體制機制不完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導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現實面前,很多人提出了迅速改善民生狀況,發展高福利的迫切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成爲其題中應有之意。然而,改善福利保障是否意味着要追求超越經濟增長承受能力和民生髮展的高福利?福利水平改善應當保持怎樣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社科院國際貿易研究室研究員宋泓指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從根本上講,是一個經濟實力與財力的問題。沒有經濟發展,消減貧富差距、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反觀歷史,二戰後,拉美國家陷入了低工資、低產業構成和高外貿依存度的“兩低一高”發展困境,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差距增大,社會矛盾尖銳。爲擺脫困境,拉美國家選擇了“福利趕超政策”,最終使得拉美落入了“增長陷阱”,貧富懸殊、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矛盾難以緩解。拉美髮展過程中“福利趕超”模式帶來的教訓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啓示。
“當前,我國依然處於從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的過渡期,‘補欠賬’迫在眉睫。然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也要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情實際,循序漸進,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往往‘欲速則不達’。”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說。
C 跨越“陷阱”:保持社會流動性和動態機會公平
現狀:按照世界銀行最新調整的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200美元,標誌着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臺階,這是繼2001年從“低收入”進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後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我國GDP總量增速出現放緩趨勢,2012和2013年增速均保持在7.7%的水平。不少專家學者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會像其他國家那樣,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脈絡來看,當它們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之前快速起飛階段積累下來的諸多矛盾相繼暴露出來,致使社會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國、印尼等,都在這一階段出現過由經濟停滯帶來的兩極分化、腐敗多發、就業困難等問題。
專家指出,所有這些中等收入階段性新特徵,都需要在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發展方式中加以解決,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諮詢委員會主任樊綱則認爲,中國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過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一部分人已進入到高收入階層,但大多數人還是低收入階層,這時收入差距特別明顯,甚至會繼續擴大。
“當考慮到整個社會發展的情況時,應該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要緩減收入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要考慮競爭力的保持和進一步的發展。”樊綱說。
“在走出貧困的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要素驅動,並由此形成過度粗放的發展模式。如今,我們依賴人口紅利的階段已經過去,需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大國變爲經濟強國,從根本上還要靠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認爲,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必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同時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跨越‘陷阱’應堅持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爲,“要將調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將控高、擴中與提低協調進行,努力實現人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特別是減輕中低收入羣體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羣體的收入調節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