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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話語場,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存在誤讀與偏見,“中國模式”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沒有標準,怎麼說都行”的怪圈之中。出現這一局面,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圖之外,不理解“中國模式”的特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中國模式”既有確定性的一面,也有開放性的一面,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只有同時抓住這兩面,纔會不失偏頗,看法才能對頭。
“中國模式”的確定性
“中國模式”的確定性,是指“中國模式”具有確定的內容、性質和品格。
“中國模式”有自身獨特的內容,不是漂浮的、搖擺的、虛化的,不是任人打扮塗抹的角色。“中國模式”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五位一體”,構成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中國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現代化模式絕非一種,西式現代化絕非現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國不屬於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
“中國模式”是唯一適合我國的發展模式,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去不能搞全盤蘇化,現在也不能搞全盤西化或者其他什麼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沒有步“蘇東”的後塵,維護了國家大局穩定、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關鍵就在於我們開創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模式”,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唯一適合我國的發展道路,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道路自信。
“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自己奮力開創的,不是舶來品。“中國模式”的發明權、所有權屬於中國。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老祖宗沒有給出現成方案,只能靠中國人民“摸着石頭過河”。“中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力開創的,是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生成的。它不是“蘇聯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不是華盛頓智庫的一幫人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創造”。
“中國模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質的模式。“中國模式”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社會主義本質的中國實現形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一些西方學者在談及“中國模式”時,故意抹去其社會性質和政治屬性,不願意將“中國模式”的成功歸因於社會主義。其實,我國的改革並沒有改掉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從來沒有把資本主義當成目標。“北京共識”的提出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人民,而“華盛頓共識”的目標是幫助銀行家。這從一個視角體現了“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
“中國模式”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但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社會主義制度不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具體做法可以有多種。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統一性要通過多樣性來實現。“中國模式”的成功,爲越南、古巴、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注入了正能量,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將“中國模式”奉若神明,也沒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的唯一樣板。相反,它們在吸收我國經驗的同時,堅持走具有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反映了蘇東劇變以後社會主義國家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認識上的清醒和深化。
“中國模式”是中國爲自己量身打造的發展模式,不謀求對外“出口”,更不謀求統治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個適用於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固定不變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具有鮮明的“中國色彩”,是中國爲自己量身打造的發展模式。不管什麼時候,我們都不會對外推廣、輸出“中國模式”。我國領導層在“中國模式”問題上既保持了高度自信,也保持了“鮮明理性”,主張各個國家都應探索和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所謂中國“將‘出口’中國模式上升爲對外戰略”,純屬無稽之談。
“中國模式”產生於非常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條件下,無法模仿和複製,但可以借鑑。“中國模式”是獨一無二的,根本無法複製。但是,“中國模式”蘊涵的發展哲學和改革方法論,比如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發展是硬道理”,“摸着石頭過河”,堅持發展速度、改革力度與社會可承受程度相統一,循序漸進改革,加強頂層設計,獨立自主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等等,無疑具有普遍意義和世界價值。事實上,“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也早已爲各國有識之士所重視。
“中國模式”是和平發展的模式,中國不會走國強必霸的發展之路。西方一些學者鼓吹“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恐怕主要是基於500年來西方列強崛起的歷史邏輯,這個邏輯不能套用於中國。解讀“中國模式”,不能用西方的邏輯來裁剪中國的現實,不能用過去的經驗來衡量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愛好和平,強大的中國不構成對世界的威脅,而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國模式”的開放性
“中國模式”的開放性,是指“中國模式”仍處於改革、發展、完善之中,不是一種封閉、僵化的模式。
“中國模式”是一個發展中的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模式。“中國模式”雖然已經形成,但並沒有完全定型。“中國模式”中該堅持的東西要旗幟鮮明地堅持,該改革的東西要大膽地改革。“中國模式”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不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還處在發展完善的過程中。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中國模式”已經發展到了頂峯,窮盡了一切發展的可能性,後人只需重複前人的老路、複製前人的成果。“中國模式”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形成的模式,社會主義還在發展,“中國模式”也需要不斷髮展和完善。承認並正視這一點,無損於“中國模式”的偉大,更不能成爲否定“中國模式”的理由。
“中國模式”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不是完美無缺的理想模式。承認“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意味着它就完美無缺;承認“中國模式”的缺陷,也不意味着它就一無是處。我們既要大膽地肯定“中國模式”的成就,又要直面“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不應把模式看作一個絕對理想的東西。“中國奇蹟”震撼世界,“中國故事”遍傳全球,“中國道路”的正確性毋庸置疑。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道路自信,千萬不能“邯鄲學步、失其故行”。同時,我們也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於拋棄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敢於推進深水區改革,敢於碰觸影響我國發展的突出問題,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模式”的內容,打造“中國模式升級版”。
“中國模式”不排斥其他發展模式的成功經驗,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閉模式。“中國模式”不對外推廣,但不等於不對外開放。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資本主義有好的東西,我們要善於“吸收別人好的東西,保持自己特有的東西”。當然,我們只是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有些東西永遠不能丟,資本主義的有些東西永遠不能學。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對中國發展充滿了信心,他告誡“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爲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爲人類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海納百川,將各種文明的優長冶爲一爐,是“中國模式”的品格和追求。
辯證看待與發展“中國模式”
科學看待和發展“中國模式”,必須堅持確定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反對只見其一不見其二,克服形而上學。
一方面,要反對誇大確定性、無視開放性的絕對主義傾向。比如,有人認爲,“中國模式”行之有效、已經成熟、已經定型,不需要再改革了。有人主張,“中國模式”完全可以與“西方模式”相媲美,不久就要取“西方模式”而代之,甚至認爲“中國模式”不久將統治全球。還有人認爲,“中國模式”是值得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標準樣式,是未來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理想選擇,可以在全球推而廣之。確實,“中國模式”的成功舉世公認,但絕不能因此走向僵化、迷信,而要在深化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中國模式”。
持絕對主義立場的人往往只看到“中國模式”有自身獨特的優勢,而忽視其仍然存在廣泛的發展完善空間;只看到“中國模式”的成績,而忽視其存在的問題;只看到“中國模式”的普遍性特徵,而忽視其地域性特徵;只看到“中國模式”的一般性價值,而忽視其“中國個性”和“中國元素”;只看到“中國模式”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模式,並將其放大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持這種立場的人在對待“中國模式”的問題上往往盲目樂觀,對現實缺乏反思精神,缺乏創造性與前瞻性。
另一方面,要反對誇大開放性、無視確定性的相對主義傾向。比如,有人認爲,“中國模式”無非是“東亞模式”的變種,中國的發展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發展並沒有本質不同,因此不存在一個與衆不同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由於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確實存在某種耦合的地方,但這並不能掩蓋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
有人認爲,“中國模式”無非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中國的發展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選擇適合的方式去實現西方普世原則”,除此之外沒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創造。其實,中國借鑑資本主義的某些成功做法,目的是爲社會主義服務,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
有人認爲,“定型”和“固化”是模式的基本屬性,而中國目前還處於轉型期,因此要慎提“中國模式”。事實上,世界上不存在一勞永逸的發展模式,不能因爲“中國模式”還在發展就否定它的客觀存在。
有人認爲,“模仿”和“複製”是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所謂的“中國模式”既無法模仿,也不能複製,因此不存在“中國模式”。事實上,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不能因爲“中國模式”無法複製就否定它的世界意義。
有人認爲,“理想”和“完美”是模式的隱祕內涵,而當代中國問題重重,談“中國模式”爲時尚早。事實上,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理想模式,不能因爲“中國模式”的不完美性就否定它的價值。
持相對主義立場的人只看到“中國模式”尚處發展之中的一面,而忽視其基本成熟的一面;只看到“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而忽視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只看到“中國模式”需要改革的一面,而忽視其應該堅守的一面;只看到“中國模式”的民族性,而忽視其具有的世界意義。持這種立場的人在對待“中國模式”的問題上往往消極悲觀,對現實喪失信心,對未來迷失方向。
總之,“中國模式”是確定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要在確定性中把握開放性,在開放性中尋找確定性,這就是在“中國模式”問題上的辯證法。
(作者爲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