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製圖:李姿閱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科技部、財政部發布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製圖:李姿閱
與應用研究和技術研究相比,基礎研究所需要的時間更長、出成果的不確定性更大,與經濟發展的關聯度更低。
在由要素拉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過程中,基礎研究投入在全社會研發總投入中究竟應當佔多大比例?
1
基礎研究投入長期低位運行
整體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鮮有能引領產業變革的原理性突破
自《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頒佈以來,我國的科技投入保持了連年高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2012年全社會研發總投入年均增幅爲22.7%,到2012年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躍居世界第三。
然而,在科技界有識之士看來,“躍居”背後有隱憂:儘管基礎研究經費從2007年的174.5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498.8億元,但21.1%的年均增幅顯然低於研發總投入的增速。如果放到研發總投入的大盤子裏,就更是“小巫見大巫”:2012年基礎研究經費佔研發總經費的比例只有4.8%。
全國政協常委、中科院院士程津培用“長期低位運行”來形容我國基礎研究的投入狀況:“10餘年來,這一比重長期徘徊在5%左右。無論是橫向比還是縱向比,這一比例都是偏低的。”
統計數據顯示,1997—1999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在研發總投入中佔5%—5.7%;2004年一度達到6%,之後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6%—4.8%間徘徊,成爲歷史新低。
如果橫向看,美、日、英、法等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的這一比例,大多在15%—30%左右。“在公佈基礎研究經費佔比數據的國家中,我國處在最末位。”程津培說。
“雖然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取得巨大進展,但整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程津培說,這具體表現在:缺少推動學科發展的重大科學發現,鮮有能引領產業變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約發展的關鍵科學問題的知識積累,領軍人才欠缺,創新氛圍不足等。“長此下去,將極大影響我國原創能力的積累,可能導致再度錯失新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機遇。”
2
輕基礎、低成本的跟蹤模仿式創新已走到盡頭
必須儘快把創新主動權掌握到自己手中,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採訪中,記者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儘管對基礎研究支持長期偏弱,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採取“跟蹤—模仿—再創新”路徑,經濟不也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長嗎?
“這一現象與我國的發展階段有關。”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長徐旭東認爲,一方面,由於基礎研究積累薄弱,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只能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跟蹤模仿式創新,甚至是“用市場換技術”的方式;另一方面,當時處於工業化初期、經濟基礎薄弱,能模仿出來就是進步,低層次創新可以支撐經濟的快速發展。“如今,靠低層次創新已不足以支撐由要素拉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我們必須走重視基礎研究的源頭性創新之路。”
“由於基礎研究與經濟發展的關聯度不高,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後性,因此忽視基礎研究的後果短期內難以察覺。”程津培指出,“但是,作爲技術創新的源泉和新科技革命、產業變革的先導,基礎研究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卻是長遠性、根本性的。”
“跟蹤模仿是包括日韓在內的一些國家在工業化早期曾採取的策略,目的是通過節省不直接產生效益的基礎研究投入,以暫緩原創積累爲代價,以較低研發成本求得較快發展。但他們後來意識到這樣做的弊端,很快改弦更張。”程津培以韓國爲例說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的創新能力並不比我們強,但因後來採取了超常規發展基礎研究策略,基礎研究經費在研發總投入中的比例提高到18%以上,其綜合競爭力得到強勢提升。根據湯森路透2012年統計報告,全球評出的100強最具創新力企業中,韓國後發優勢凸顯,現已有7家企業上榜,而我國尚無一家入圍。
“必須指出的是,跟蹤模仿的模式今後已不可能再複製出同樣的效果。”程津培分析說,我國已成爲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所處的外部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發達國家嚴格控制高技術出口,可供跟蹤模仿的資源越來越少,輕基礎、低成本跟蹤模仿式的創新已走到盡頭。“我們必須儘快把創新主動權掌握到自己手中,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3
“自己少搞點、多分享他國成果”行不通
如果基礎研究薄弱,就很難正確研判他人的科學成果,技術創新也只能步人後塵
採訪中記者還聽到這樣一種觀點:既然“科學無國界”“知識可共享”,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少搞點基礎研究、多分享國外同行的成果,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技術研發?
“這種說法貌似可行,實則走不通。”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朱冰指出,只有對基礎研究成果有準確、深入的理解,才談得上從事下游的技術研發。“如果自己的基礎研究很薄弱,會導致對他人的科學成果理解不足。即便是在應用領域,也常常不能意識到國際上發表的哪些科學結論可以用於技術研發。”
他告訴記者,由於基礎研究的前沿性,國際上公開發表的科學論文相當一部分會有或多或少的錯誤或偏差。“如果基礎研究薄弱,就無法有效對此進行評判。如果不能判斷國外同行成果的正確性,常常會導致應用研究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如果等到大家都公認了其正確性再去搞研發,應用研究在競爭中就會落後。”
“對於基礎研究的產出分析,不能說‘你做我分享’。”徐旭東分析說,基礎研究產生的首先是知識,而知識不完全是能用文字表達的,除了可以用文字描述的,還有許多“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只有親自參與其中的那些人,才能理解‘只可意會’的部分,從而全面認識、真正理解其成果。”
“另一方面,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聯繫日益緊密、成果轉化步伐明顯加快的今天,如果科學家覺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有用’,在論文發表之前可能就開始實用性研發了。等他們做出來之後,你再去理解、組織隊伍、申請立項,結果只能步人後塵,重蹈跟蹤模仿的覆轍。”徐旭東說。
4
力爭到2020年基礎研究經費佔比達到10%
合理調整財政投入結構,引導大型央企承擔職責
“適當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由之路。”程津培認爲,在研發總投入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試驗發展三者比較合理的比例是1∶1∶3。這一數據是綜合研究了世界上主要創新型國家的發展規律得出的,中國要想建設創新型國家,很難脫離這一規律。“考慮到我國的實際國情,到2020年把基礎研究投入佔研發總投入的比例增加到10%,是跳一跳能夠得着的目標。”
增加的錢從哪裏來?專家們指出,一是財政投入,二是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
“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都有很大的優化調整空間。”程津培指出,2012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佔中央財政科技總支出的比例約爲15%,而美國在2000年—2009年間的平均佔比爲36.5%,其他經合組織國家也基本在30%—50%,有的甚至更高。曾參與《規劃綱要》調研的程津培說:“當時形成的研究報告裏針對基礎研究投入提出了具體目標,即‘到2015年,使中央財政科技撥款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儘快到達20%。’”
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基礎研究投入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中的比重僅佔1.5%,大大低於經合組織國家地方財政基礎研究投入水平,提升的空間很大。
在企業方面,發達國家企業投入佔全國基礎研究投入的比例一般都超過20%,韓國的這一比例則超過50%。反觀我國,2011年這一比例還不到2%。
程津培指出,目前許多國內企業對基礎研究的認識存在誤區,認爲全是科研院所與大學的任務。“其實,如果企業不具備一定基礎研究水平,很難承接實驗室裏產出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程津培和徐旭東認爲,無論是從企業性質還是經濟實力看,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應該拿出更多的錢投入基礎研究。
“遺憾的是,在現行的考覈體系中,他們還缺乏這樣做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