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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更好地推動我國社會學發展,真正把“理論自覺”落到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的實處,使我國成爲世界社會學一個既繁榮又有活力的學術中心,社會學要做好三門功課: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這三個“再”代表了我國社會學必須面對的三種基本關係: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關係、今古關係、理實關係(理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再評判
所謂再評判,就是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關係的再評判。社會學是作爲西學的一種引入中國的,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承認沒有西方社會學就沒有中國社會學。因此,必須學習西方社會學、弄懂西方社會學、借鑑西方社會學。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西方社會科學是如何產生的?有西方學者說得好,在歐洲支配整個世界體系的歷史時刻,社會科學爲回答歐洲的問題而興起,它在選題、推理,方法論和認識論上都反映這個熔爐的侷限。這說明,西方社會學同樣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不可能是純粹普世的。因此,西方社會學不能代替中國社會學。我們必須跳出西方,不斷進行社會學中國化的努力。同時,由於在社會學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社會學和西方社會學長期處在一種“邊陲—中心”關係之中,我國社會學者容易形成一種“邊陲思維”,導致對國外理論照抄照搬、亦步亦趨,甚至拔高神化。
在社會學“中西關係”上落實“理論自覺”,既要借鑑西方,又要跳出西方,樹立主體意識,破除“邊陲思維”,用建設性的批判反思精神來看待西方社會學,看待一些被誤解的西方社會學觀點,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洋爲中用。這就是所說的“再評判”。
這裏舉幾個例子。韋伯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後最先重點介紹和研究的西方社會學學者之一,他的觀點對中國社會學界影響很大。有必要對他進行再評價:既肯定和發掘他在方法論等根本觀點上對我們的啓示,也梳理他在各種涉及中國社會的具體觀點的真僞。現在就有學者指出,韋伯關於中國近代以前不存在城市現象的極端觀點、從宗教倫理分析資本主義產生的片面觀點等,都應該進行梳理。再如,米爾斯關於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一些看法經常被誤解。有時人們記住了他對宏大理論的批評,卻忘記了他對宏觀理論的重視,這種理解本身就違背了社會學的想象力本身的含義。因爲米爾斯將社會學的想象力稱爲視角轉換的能力,這種轉換使社會學對社會與個人、宏觀與微觀日常的研究連爲一體。
這裏有必要強調,對於經典作品應當一讀再讀。一部經典、一種理論應當放在歷史和學術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比較中去理解,否則就會抽除其本身有血有肉的品格,成爲不合理的僵死教條。對於“迴歸經典”的提法,我們也應當在借鑑西方、跳出西方和理論自覺的框架中加以正確理解。
再認識
所謂再認識,就是今古關係的再認識。今古關係,首先是指當代中國社會學與歷代學術傳統特別是社會思想的關係;其次是指我們這一代社會學者與社會學先輩的關係。如果說,我們對西方社會學往往是評判過高的話,那麼,對我們自己的學術傳統、對我們先輩的貢獻則往往是認識不足。因此,不僅要對西方社會學進行再評判,而且要對我們的學術傳統進行再認識。這兩者構成理論自覺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
近來,有學者撰文對費孝通的一個原創性貢獻做了“再認識”,這就是費孝通對城鄉二元結構理論的原創性貢獻。在經濟學上,劉易斯1954年出版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最先闡述了這一理論。而在社會學上,費孝通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實地研究,形成了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實際感知,並提升到理論層面給予系統的闡述。他1939年出版的《江村經濟》、1948年出版的《鄉土重建》、1948年出版的《鄉土中國》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通過這些著作,費孝通對中國社會結構的二元性認識不斷深入,從中提煉出了一套範式和框架,如鄉土社會與城市社會、鄉下人與城裏人、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禮治與法治、習慣與契約、安土重遷與分化流動等。他上述作品的發表都早於劉易斯的著作。對於費孝通這一原創性的學術貢獻,後輩學者有責任實事求是地予以確認。
嚴復根據荀子關於“羣”的思想把社會學稱爲“羣學”,並根據歷代社會思想家關於治亂興衰的思想,把“羣學”定義爲研究社會治亂興衰原因、揭示社會何以達到治的方法或規律的學問,也是汲取了傳統的學術資源。這方面我們對嚴復的原創性貢獻研究不夠。先秦的社會思想特別是戰國時期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學術寶庫,需要我們好好開發。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曾談到有兩段歷史對當代中國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一是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讓中國人相信混亂局勢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紀,中國從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淪落到外國列強掠奪瓜分的境地。我們應在學術上重視這兩段歷史對我們學科的深遠影響。
可以說,如果沒有對中國豐富的傳統學術資源的再開發、再認識,有歷史厚重底蘊的中國社會學就不會真正建立起來,理論自覺也落不到實處。
再提煉
所謂再提煉,就是理實關係的再提煉。理實關係,即理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這裏的現實主要指社會轉型的現實、社會風險的現實、集體意識構成的“社會事實”的現實;實踐主要指中國經驗多層次的豐富多彩的探索。所有這些都是發生在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3億多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我們這一代社會學者應該感到非常榮幸,能夠親眼見證、親身體驗這樣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巨大舞臺和現實性寶貴資源,爲創造自己的理論、自己的學術話語,爲世界社會學增添中國社會學者自己的創造,提供了寶貴的條件。
但必須指出,這個歷史性巨大舞臺和現實性寶貴資源,只屬於有“理論自覺”的學者,而不屬於那種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照抄照搬的“邊陲思維”的人們。在提煉現實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就非常善於這樣做。當年費孝通對鄉土社會的提煉、對差距格局的提煉,改革開放後對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小城鎮的提煉等,就是如此。陸學藝對社會結構大約落後於經濟結構15年這一論斷的提煉也是如此。
要正確提煉現實,必須具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一方面是要有學科的前沿意識,掌握本學科最新的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另一方面是要有草根情懷,深入基層,對我國基層社會的實際運行情況有真實的瞭解,也就是要“接地氣”。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兩者缺一不可。缺乏前沿意識的草根情懷,往往是狹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懷的前沿意識,則往往是無根的。有了這樣的素質,從現實中、實踐中提煉出來的社會學,就能回到現實和實踐中去,成爲一種對實際社會生活、對普通百姓的民生福利、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作用的社會學,而不是那種閉門造車的單純的“書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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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把上述三個方面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借鑑西方、跳出西方,不斷進行“再評判”;做到開發傳統、超越傳統,不斷進行“再認識”;做到提煉現實、高於現實,不斷進行“再提煉”,纔有助於真正創新我們的學術話語,創造我們的學術特色,形成真正的中國學派。
社會學界特別是青年學者要敢於和善於“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在不斷做好這些功課的同時,不斷增強自己的實際功力,紮紮實實提高自己的理論自覺水平,使自己在學術上、理論上更加成熟,爲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新型城鎮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爲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本文爲作者在中國社會學2013年會上的發言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