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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尼正在給琴柱打孔。本報記者宦翔攝
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維多利亞橋附近,坐落着一條“手工藝品街”。街兩旁的店鋪鱗次櫛比,店主們都將最打眼的珍寶陳列在櫥窗裏,珠寶、古玩、木器、服飾……令人目不暇接。有些店主幹脆站在門口,招呼着來往的路人。相比之下,“塔維爾琴行”的迎客方式則有些“另類”:店門口放着一臺機牀;店裏,不時傳出“乒乒乓乓”的敲打聲。
循聲望去,店主託尼·塔維爾正在低頭修理一把烏德琴。與其說這是一家小店,倒不如說更像一個作坊:10多平方米的空間裏,滿當當地擠着一張沙發、兩隻椅子、一臺放着電視機的櫃子,除此以外,便是各式各樣的工具。天花板上,整齊地懸掛着近20把琴,它們都出自託尼之手。“這家店自從1986年我父親開辦以來,就從來沒有停業過。”他自豪地說。
烏德琴,音色像吉他,外形似琵琶,是中東國家傳統的彈撥類樂器,也是阿拉伯音樂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對於託尼家族而言,這是血脈相傳的基因。19世紀末,託尼的爺爺還是一個孩子,他給大馬士革的一個木匠當學徒,久而久之,學會了制琴的工藝,就將這門工藝傳給了託尼的父親。
年幼的託尼在耳濡目染下也漸漸學會了這門技術。41年前,年僅12歲的他製作了人生的第一把琴。回憶此事,年過半百的託尼仍然像個孩子一樣興奮,“那天晚上,完全是出於興趣,我照着父親平時的那套工序做了一個袖珍版的烏德琴。他非常高興,帶我出去吃了一頓烤肉作爲獎勵。那個年代,吃肉的機會真是很難得啊!”
從此,託尼便和烏德琴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加入了父親的制琴團隊。製作標準型號的烏德琴,對於體力和技巧的要求都相當嚴格,而託尼“乳臭未乾”,顯然很吃力。很快,託尼的雙手就磨出了一層厚厚的老繭,但他並沒有放棄。“我知道,父親在考驗我。爲了繼承家族的手藝,我必須堅持。”在不斷的磨練中,託尼的技術有了很大進步。中學畢業後,託尼就成爲家族制琴團隊中的一名骨幹。
上世紀90年代初,敘利亞經濟發展緩慢,而在地中海南岸,利比亞掀起了一股淘金熱。巨大的用人需求,豐厚的利潤回報,讓年輕氣盛的託尼躍躍欲試。他來到了利比亞,成爲了一名金匠。憑藉着出色的能力和堅韌的耐力,託尼很快挖到了第一桶金。但是,他始終未能克服精神上的考驗:“利比亞夏季高溫難耐。而且由於宗教原因,那裏幾乎找不到烏德琴。我總覺得生活中缺點東西。”
1996年,託尼返回敘利亞,並正式從年邁的父親手中接管了塔維爾琴行。別後重逢,託尼對烏德琴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理解。“這不僅是我們謀生的手段,更是家族的榮耀。”在旺盛的求生欲和強烈的使命感的作用下,託尼的製作技術也突飛猛進,加上“本土作戰”的先天優勢,他很快便躋身大馬士革首屈一指的烏德琴工之列。
託尼精湛的製作技藝,也得到了外界的認可和青睞。2009年,一個蘇丹商人來到了託尼的琴行,邀請他及家人去蘇丹發展,在當地推廣烏德琴的手工藝,並願意爲其提供優厚的條件。“當時蘇丹的烏德琴製造業相對落後,有很大的發展前景”,託尼說,“但是我最終謝絕了他。我還是更希望在敘利亞把這門手藝發揚和傳承下去。畢竟我的根在這裏啊!”目前,託尼的女兒也掌握了制琴的技藝。
傳統手工業該如何在信息化時代生存?託尼認爲,應該順應潮流,但是目前烏德琴的製作仍應以手工爲主。在他的作坊裏,制琴的10餘道工序裏只有切板和噴漆使用機器。“一方面,整個製作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主動創作的過程。”所有琴身上的花紋都是由託尼親自設計,並且沒有雷同。“創作,極大地開發了我的想象力,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而在另一方面,託尼認爲,琴是有靈性的,人需要同其交流。而從科學的角度解釋,這實際上是人琴之間的不斷磨合與熟悉的過程。“它們絕不僅僅是木板製成的琴。它們是我的伴侶。”工作難免會有枯燥時,託尼便會彈上一段解解乏,同時也做一些保養工作。
在託尼看來,敘利亞危機給烏德琴製造業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以前,他和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客戶有長期的批量買賣合同,幾乎每日都能從店裏賣出幾把。而現在,旅遊業的蕭條和高額關稅使他失去了巨大的海外市場,他僅僅維持了和鄰國黎巴嫩和約旦的商貿往來。而動盪的局勢,也威脅着手工藝人的生命。託尼家住老城區圖馬門,經常遭受着迫擊炮的襲擊。但是生性樂觀的他說,“這些‘煙花’是不會影響我工作的。”
託尼的人生觀很樸素,“我工作,故我在。”他說,工作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這樣簡單而務實的信念,支撐着他在危機中堅守在崗位上。“我工作,是爲了生存,是爲了傳承家族傳統技藝,也是爲了保護民族文化。我會一直幹到不能動爲止。然後,我的女兒會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本報大馬士革7月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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