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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資產配置產生深刻、深遠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2年的報告中指出,加強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是積極的,與中國的經濟重要性相符。美國加州大學的阿蘭· M·泰勒更是認爲,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儲備貨幣供求面臨危險的不均衡,即新興市場國家對儲備貨幣的需求嚴重大於發達國家的儲備貨幣供給,而人民幣國際化將大大緩解這種危機,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也呼喚着人民幣的國際化。
事實上,馬來西亞、韓國、柬埔寨、白俄羅斯、俄羅斯、菲律賓、蒙古國、尼日利亞、澳大利亞等國政府,都正在計劃或者已經將人民幣資產納入了外匯儲備當中。沙特阿拉伯也已經成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小組,考慮持有人民幣資產配置的潛在可能性。
日本財政部顧問、信金中央金庫高級審議官露口洋介認爲,日本應該抓住人民幣國際化的上升期,通過日元與人民幣直接交易,來推動日元的國際使用,並以此來促進東亞區域其他貨幣直接交易,甚至推動東亞區域的貨幣合作。泰國一些學者也呼籲政府積極考慮持有人民幣作爲外匯儲備。
可見,人民幣國際化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積極意義,已經在相當大的範圍內成爲一種共識。人民幣國際化,增加了各國政府外匯儲備的幣種選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固有的難題,還爲推動東亞區域的貨幣合作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如何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根據日元國際化失敗的教訓,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前內閣經濟財政諮詢議員伊藤隆敏給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建議。他認爲,金融市場改革應該先內後外、先長期後短期、匯率制度改革應優先於資本項目的放開。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羅伯特·麥考利分析了日元國際化的歷史,也給出了相同的建議。
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深化,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基本前提。美國哈佛大學弗蘭科教授認爲,一國貨幣國際化的三大條件是經濟規模、幣值穩定以及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最直接的短板就在第三個條件上。
雖然金融市場發展尚需時日,人民幣完全自由可兌換也要漸進實現,但這並不妨礙人民幣國際化在某些領域的推進。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貝納希—格雷的研究認爲,自由可兌換並不是人民幣成爲特別提款權籃子裏權重貨幣的必要條件,只要人民幣匯率制度更加彈性化,那麼人民幣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儘快加入特別提款權。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制度已經越來越趨向於彈性化,人民銀行允許人民幣的匯率日波幅加大,這就爲人民幣成爲特別提款權的權重貨幣之一,創造了更爲充分的條件。
正是由於人民幣國際化符合國際貨幣體系發展的大趨勢,而且又有國內各項改革作爲支撐,因此,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大都比較樂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保拉·蘇巴奇研究員預測,到2040年,美元、歐元、人民幣將成爲國際貨幣體系的三個分量相同的儲備貨幣。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薩伯拉曼尼安更樂觀,他認爲,人民幣將在2022年取代美元。他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東亞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內,已經隱約出現了一個以人民幣匯率爲錨的“人民幣區”。
但不少經濟學家認爲,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一過程取決於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進展。我們知道,金融市場的開放,又取決於國內金融市場改革的進展。即便如此,日本經濟學家伊藤隆敏仍然認爲,人民幣國際化成功的可能性大於日元:其一,中國經濟總量比日本更大,而且還在變得更大。其二,中國政府較早認識到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利益,並開始有意識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不久的將來,亞洲將出現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盯住人民幣匯率的區域。
《人民日報》( 2014年07月10日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