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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時間過去,世界盃在中國培養出了無數阿迷、德迷、荷迷、巴迷……唯獨因爲中國足球基本常態化的缺席而無法爲其喝彩。於是有人半開玩笑半無奈地說,中國球迷對世界盃的喜愛是“最純粹”的——因爲與己無關。
而自媒體的勃興又助推了世界盃的“話題效應”。這個夏天,世界盃已經發酵爲一種社會現象,大衆潮流。無所謂真球迷、僞球迷,平日總會多了些談資,這大概正是世界第一運動無可比擬的魅力。但另一方面,當迴歸到足球運動本身去探討中國足球的得失時,卻常常忽視了本該蘊含在其中的社會屬性。
足球強國並不與國土面積、人口多寡、經濟發展程度等指標必然關聯。世界盃的賽場上,人口少、面積小,經濟也不那麼富足的國家也可佔有一席之地。觀察這些國家,仍然有一個共性,也許可以將其稱之爲“足球密度”。其中包括註冊球員數量、業餘俱樂部數量、青少年參與數量與總人口的比例以及足球場在城市與鄉間的分佈率,等等。以此衡量,世界足球強國無一不是“高密度”足球國度。而從目前能夠看到的數據和人們身邊實際的感受也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足球的密度豈止疏鬆,簡直稀薄。
這般密度的中國足球,與足球發展的基本規律相悖,無緣世界盃又有什麼可奇怪嗟嘆之處?
運動項目林林總總,發展模式各不相同。有些以精兵就可實現突破,比如跳水、體操等項目,中國競技體育在這方面有着足夠的經驗;有些則必須依託於“社會化大生產”,沒有密度就沒有高度,足球正是後一種的代表。
回首中國足球發展之路,上世紀末受奧運戰略的影響,首先在專業體工隊層面開始萎縮。將其推向市場後,自身社會屬性得以初步展現,但並不完善甚至漏洞百出的發展體系,綁架了大衆的喜愛,陷入假賭黑的漩渦。競技體育封閉固化的體系,與應試教育片面單一的導向雙重疊加,更使得足球難以進入孩子們的童年。
中國足球仰望世界盃而不得,如果還是以原有的思路和模式去“突破”,無異於緣木求魚。要想改變現狀,唯有眼光向下,去培育足球的“社會根系”。
從這個意義上看,始於20多年前的足球改革,有條件更進一步,成爲體育改革真正的突破口。世界盃上,我們看到了足球所蘊含的巨大社會影響力和人文價值。從這個角度入手,去思考足球改革的方向和模式,去探索足球改革爲中國體育改革產生的示範效應,也許受益的不僅是足球,還包括中國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