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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的關係,是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近代以來,一些學者認爲,儒學排斥科學、阻礙科學,與科學和現代化勢同水火。對這種觀點,有必要予以辨析。
對於儒學與科學的關係,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在儒學作爲中國哲學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在儒學作爲中華傳統文化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在儒學作爲人文科學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如果再進一步提煉和概括,則可以說,儒學與科學之間是善與真的關係。儒學和科學的旨趣,當然都涵蓋真、善、美三個領域。但從本質上說,儒學是一種追求以仁爲核心的善的哲學;而在科學的價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礎性的。從這個角度說,儒學與科學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學所求之善以科學之真爲前提之一。在求善的問題上,儘管儒學一向重視言傳身教的作用,但也強調從求真的角度對什麼是善、爲什麼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準確深入的認知。儒學的核心價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時認爲必須道問學。在一定意義上說,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歷來強調以德攝知。孔子明確主張“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爲得仁的手段,視利仁爲知的目的。孔子所確立的以德攝知傳統,爲歷代儒家所繼承和發揚。孟子認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認爲:“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二者都強調知爲仁和義服務。朱熹認爲:“學者功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強調窮理之知與居敬之德相輔相成,以及知服務於德。王夫之強調見聞之知,認爲“人於所未見聞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則提出了“德性資於學問”的命題,明確把學問置於德性的基礎地位。
儒學把明道德之善作爲知的基本方向,但並沒有否定和忽視對自然萬物的認知,而是把對自然萬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範圍內,視知爲實現善的手段。所以,儒學並非與求真絕緣,也絕不反科學。只不過在儒學看來,求真主要是“窮天理、明人倫”,自然之真必須從屬和服務於倫理與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爲如此,儒學對於科學具有內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時,需要天文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農學;“療君親之疾,救貧賤之厄”,需要醫學;治國安邦,需要地理學;等等。
儒學所求之善可以爲科學之求真提供導向和規範。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問題,二者均需要善的導向和規範。我國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學的烙印。其最常見的目的有:追求儒學所提倡的富國安民,實踐儒學的忠、孝道德,掃除儒家經典所包含科技知識的閱讀障礙,準確理解儒家經典的本義,等等。儒學對現代科學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愛因斯坦認爲,現代科學家應樹立崇尚真理的價值觀。其基本價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錢本位、名譽本位,而是事實本位、真理本位。樹立崇尚真理的價值觀,離不開人文素養的支撐。儘管歷史上儒學在培育我國科學家崇尚真理的價值觀方面存在侷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資源還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爲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風以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誠實態度等。
科學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離不開善的規範。爲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學家必須恰當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科學界與社會以及事業與名利等方面的關係。處理好這些關係,適當吸收儒家倫理必將大有裨益。儒學所倡導的許多道德規範,可以爲科學研究提供有效的倫理基礎。例如,“誠”能夠引導科學家實事求是,不作僞;“信”能夠引導科學家堅守諾言,保持信譽;“恕”能夠引導科學家推己及人,團結同事;等等。
(作者爲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人民日報》( 2014年07月18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