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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高考錄取工作陸續落幕,在中央調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高考加分政策明顯“收緊”:項目減少,分值下調。
全民關注的此項“瘦身”成效幾何?“瘦身”之後,哪些項目仍是高考加分的“重頭戲”?中國青年報記者盤點了今年多省高考加分的“成績單”。
高考加分“三大員”:計生加分、三好生、體育生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了2014年度山東、江蘇、浙江、上海、廣西、海南、湖北、湖南、北京、河南、天津、河北、山西、四川、遼寧、吉林、黑龍江、貴州、重慶、寧夏、新疆、陝西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考加分情況(其他省份信息未在網絡公開或已撤除,未能列入統計——記者注)。
從各省已公開的官方數據看,在各項加分中,人數最多的還不是廣被詬病的體育、藝術、三好學生加分,而是計生政策加分。
根據各省公開數據,農村人口獨生子女和二女結紮戶等計生政策加分共39684人。其中,河北省公佈人數最多,今年高考加分的農村戶口獨生子女共33251人,相關部門公佈了詳細名單。
緊隨其後的,是今年高考的省級“優秀學生幹部”、三好學生加分,全國已知的共有3715人。
其中,公佈人數最多的是北京,該市加分三好學生共2064人,加分市優秀學生幹部763人。但按照今年的“高考加分瘦身”原則,這些考生向北京以外地區投檔時,則不加分。
位列第三的是體育類高考加分。體育賽事獲獎、國家二級運動員加分共3075人,其中四川省公佈人數最多,達1022人。
各省的高考加分調整方案各有千秋,但是在體育加分方面,各省卻較爲一致:基本保留了對體育特長生的加分,廣東、遼寧在放棄奧賽、科技競賽加分的情況下,仍然保留此項加分。
排名第四位的,是各類奧林匹克競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等的加分。根據目前各省公佈的數據,今年高考中,各級學科競賽獲獎加分共627人,職業技能競賽加分共201人。
在中央調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的調整幅度各有不同。例如在奧賽方面的加分,北京、黑龍江、新疆等地保留了全國奧賽一二三等獎10分的加分,而廣東、陝西、遼寧等地,則直接取消了相關加分。
排名第五位的,是長期以來爭議較大的“品德加分”。今年高考,因“見義勇爲”及思想品德事蹟加分者共349人。其中,黑龍江省公佈人數最多,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蹟者328人。
什麼項目加分、加多少分都由行政部門確定?
中國青年報記者盤點發現,在今年全國高考加分政策中,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取消了藝術類特長生的加分,但上海、湖南兩地,仍然保留此項加分政策。
“我認爲,藝術高考加分可以取消。”山東莒縣高考輔導培訓辦公室副主任邴紹明,明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要鼓勵學生髮展特長,而不是鼓勵學生追求加分。當前我們的教育出現了方向上的誤差,導致高考生的藝術教育畸形發展。”
本輪全國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調整中,陝西省可以說“幅度”最大。
陝西省將有關體育、奧賽、科技競賽、省級三好學生、省級優秀學生幹部等的加分項目,統一調整爲“優先錄取”,受到學界肯定。
這與具體加分有什麼不同?
“‘優先錄取’即在同等條件下錄取具有競賽獲獎、體育特長等的學生。以‘優先錄取’來取代動輒10~20分的高考加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社會的不公平現象。”邴紹明說。
他認爲,省級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等通常由學校自己做主,更容易出現“打招呼”的不良競爭。因此,他也呼籲取消這類榮譽稱號加分政策。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爲,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調整從本質上來說,是“權宜之計”,“換湯不換藥”。
“這些政策今年取消,明年出來,一直說要改革高考加分機制,都沒能落實,因爲不管怎麼改革全部是行政主導的。什麼項目加分、加多少分等都是行政部門確定的,這就帶來了腐敗空間。”
他認爲,一些不合理的加分政策主要造成了兩方面惡果:一是應試教育下唯分數論的“加分教育”,二是“加分腐敗”。
邴紹明也認爲,要辯證地看待高考加分。
“對於一些僅僅爲了爭取高考加分而參加輔導班的學生而言,這是一種負擔。爲了加分而加分的學習,是一種走極端的表現。”
高考加分必須“公開透明”
今年高考加分政策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瘦身”,但仍有不少公衆認爲,政策執行存在制度“盲區”。
哪些制度措施,才能保障加分政策的陽光公平?
熊丙奇強調了他一直以來的觀點:人大決策、司法問責、民主監督、信息公開、自主招生,由高校決定是否認可高考加分,不再把高考加分加到總分上。“歸根結底,這還是應試教育、名校情結在作祟。”
“但現在的問題是,所有的建議陷入了一個‘不落地’的困境。我們每年利用公共資源來討論這些問題,但沒法驅動解決。制度性腐敗沒有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修修補補也不會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機制的問題,必須要以‘政府放權’爲核心,來進行高考加分制度的改革。”
這名教育專家認爲,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廢問題,應該“打開門”。
“行政始終不放權,沒有民主決策,不管怎麼調整,難以改變本質。應當通過地方人大,將行政主導的權力變爲公開決策,也讓老百姓參與建言。出了問題要司法問責,而不是單單由學校調查,信息要全面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