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因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戰鬥激烈，美國駐當地使館臨時關閉。美國國務卿克里說，隨心所欲的武裝暴力行徑在利比亞首都出現，儘管很多暴力行爲並不針對美國使館，但對美國駐利使館人員造成了“非常真實的威脅”。

　　分析人士認爲，在當前的利比亞亂局中，美國駐利比亞使館人員雖然可以一走了之，但掩不住的是奧巴馬政府面對其全球外交亂局的無奈與迷茫。

　　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各種矛盾攪成一團亂麻

　　7月24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夫就美外交政策在外國記者中心進行吹風時，多次使用“非常複雜”一詞來形容美國外交面臨的諸多難題。“這也就是克里‘坐着飛機滿世界飛’的原因”，她說。

　　一段時間以來，巴以衝突、美德間諜風波、美俄關係、利比亞危機、伊拉克亂局、伊朗核問題等多個國際熱點相繼劇烈升溫，奧巴馬政府顧此失彼，不僅在投鼠忌器中突顯左右爲難，也令其一貫高喊的道義口號再露蒼白與虛僞。

　　近期劇烈升溫的巴以衝突無疑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敗筆。奧巴馬入主白宮伊始，便將解決巴以問題作爲其全球外交重點攻關方向。克里就任國務卿後，親自主抓巴以和談，然而毫無建樹，只能眼睜睜看着目前正在加沙地帶上演的血腥一幕。在“人權”“道義”與戰略利益的博弈中，美國閃爍其辭，最終仍慣性地倒向偏袒。

　　2011年，美國打着“民主”旗號在利比亞興風作浪，最終推翻了卡扎菲政權。然而，被操縱的美式“民主”不僅沒有給利比亞人民帶來更爲美好的未來，2012年9月11日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遭襲事件還導致美國大使身亡，成爲美國外交機構近30年來遭遇的最嚴重損失。

　　美國在應對伊拉克亂局中突顯無奈。由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將伊拉克種族、宗教、社會各種矛盾攪成了一團亂麻。伊拉克戰爭帶來的，是一個與“基地”組織關聯的激進反政府武裝佔領北部數省，以及一個更親伊朗的伊拉克政府。

　　面對一片狼藉，哈夫7月24日在談及伊拉克問題時冷冷說道，美國向伊拉克政府提供武器、忠告、培訓等各種援助，“但歸根結底，美國解決不了伊拉克問題，這是一個需要伊拉克人自己解決的問題。”

　　從烏克蘭危機到馬航客機在烏克蘭境內失事，美俄關係再遇冰點。在美俄關係上，美國一直苦於分寸的拿捏。美國想借烏克蘭危機全面孤立俄羅斯，但卻發現歐盟在此問題上“畏首畏尾”。奧巴馬政府不敢完全與俄羅斯鬧翻，因爲在諸多國際熱點問題上，美國仍有求於俄羅斯，其中最爲明顯一例便是伊朗核問題。在外交上幾無建樹的奧巴馬政府太需要一個可以稱之爲“成就”的慰藉，有望達成協議的伊朗核問題便被奧巴馬政府視如救命稻草。

　　從中東到歐洲，從烏克蘭到阿富汗，美國政府正在同時應對數量衆多且充斥着強烈利益衝突的外交挑戰。美國的所謂“國家安全利益”和“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觀”一次次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

　　在竊聽風波中傷害了“親密”盟友；在制裁的大旗下惡化了與“對手”國家的關係；用“經濟援助”爲槓桿，試圖馴服“昔日盟友國家的新政權”，結果疏遠了關係；就連口號響亮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也因爲缺少具體經濟成果而淪爲“遏制中國”的雞肋。一位前白宮高官評價稱，“外交問題錯綜複雜，並不罕見；但集中爆發的多地不穩定局面讓奧巴馬政府難以自如應對。”

　　美國正經歷一個沒有明顯對手的時代，卻也不再擁有明顯的優勢

　　在美國《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近一次民調中，美國民衆對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認可度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只得到了約四成受訪民衆的支持。

　　美國外交今日所遭困境與世界形勢及美國國力現狀密切相關。前奧巴馬政府官員、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傑里米·夏皮羅認爲：“考慮到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轉變，美國有必要改變做法，但我們仍然很難直面新的現實。”

　　有分析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美國正經歷一個沒有明顯對手的時代，卻也不再擁有明顯的優勢。而外交政策討論的核心，還在於領導力。處於“過度干預”和“孤立主義”夾雜陰影下的奧巴馬政府，正在全球化帶來的多極世界中躊躇着如何繼續扮演自己的領導角色。

　　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邁克爾·邁克福爾日前接受媒體採訪，談及美歐對俄製裁時承認，個人意志強大並“從思想上反美”的普京不會屈從於外界壓力。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的學者尼爾·加迪內爾日前對本報記者表示，美國向伊拉克政府軍及敘利亞反對派輸送的武器和彈藥，都落入極端勢力手中。因此，奧巴馬在軍事上支持烏克蘭政府軍多有顧慮，這就是美國外交要面臨的現實。在伊拉克，美國支持伊朗“革命衛隊”的行動，卻要在“一牆之隔”的敘利亞打擊同一股幫助敘利亞政府軍的武裝力量；在巴以衝突中，美國依靠的埃及軍方領導人，正是其因爲不滿軍事政變奪權，曾經一度削減財政援助的埃及領導人。

　　日前，新美國安全中心學者帕特里克·克洛寧和凱麗·舍勒就馬航MH17航班空難一事發表觀點稱，此次空難的最大警示在於，世界進入了一個“非國家行爲體”和“國家”界限日益模糊的階段。此前只被國家政府壟斷的科技和武器正加速流入“非國家行爲體”手中，大大增加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不確定和不可控因素。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認爲，全球化帶來了一個“無極”的國際社會，其深遠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得以證實，一是許多跨界的行爲在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稀釋了大國的影響力；二是“非國家行爲體”的能力在全球化過程中得到提升，如能源和資金及武器的自由流動。哈斯進而認爲，“無極化”的世界對美國將有着最負面的影響——將影響到華盛頓在處理地區和全球挑戰問題上的領導力。

　　在經歷了孤立主義、門羅主義、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變化後，美國頤指氣使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正在成爲歷史。在已經走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今天，仍宣稱要當“世界領導者”的美國究竟如何自處，這確爲一大挑戰。

　　(本報華盛頓7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