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擔負着家國天下的責任耕耘人間，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樸素超脫世外。

　　看起來，儒家比較沉重受縛，而道家比較輕靈自在。但其實，作爲各自成熟的學問體系，儒家和道家的聖賢，儘管外表形式有別，內心卻是一樣的自由無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歲的時候，他已經修煉到了能夠隨心所欲地爲人做事，然而再怎樣任性而爲也都是在合理規矩之內的，不會逾越禁區去觸犯規則、冒犯他人。這難道不是人生最大的自由狀態麼？他已經完全忽略了社會的一切限定、束縛、刻板、教條，這些禁忌都不會讓他感到受限、爲難，他可以自由地馳騁於人生，卻於規矩禮教秋毫無犯、於人際往來言行適度，他能成爲一個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覺舒服的人。

　　所以，無論是腳踏實地的儒家，還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們不同的人生信條只是對生活哲學的探討。而對生命狀態的存在，他們毫無異議地都認爲，不管在朝堂、在鬧市還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應該，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嚴明的法家，也不與自由的本質相矛盾。自由突顯出秩序，在有形的層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邊界，法度之內是令行禁止，那麼相對應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動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纔是有保障的自在，無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蠻的亂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實是更好地規範了“享自由”。

　　如果在現實社會的嚴格秩序之內，一個人的靈魂依然能充分體會到自由，這樣的靈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藝術性。中國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謂“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林”，當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受案牘之勞形、受朝堂之艱險、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傾軋而感覺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錮、受到官場奴役、受到志向束縛的時候，他們釋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隱逸而不問世事、不是投降給世道艱難而躲避退縮——他們總認爲，遁入世外不是讀書人的理想抱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負重前行中鍛煉出一顆豁達自在的隱士之心纔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們選擇在任何困境裏都去努力自我調節，他們寫詩、作畫、彈琴、讀書、品茶、賞花、雅聚、清談……這些內容都構成了他們快樂縱橫的自由王國。

　　他們有一片美好的隱士山林，就在自身的書房裏；他們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園裏；他們有一片放鬆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筆下的詩文裏，尤其那些田園詩、山水詩、風景詩，都帶領這些文人寸步不離鬧市而盡享山野田園之情。對外，他們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對內，他們書詩文之美而養其心。種種陶冶心靈的行爲，就是他們官場的後花園，就是他們生命的自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