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全安嫖娼被抓，當仁不讓地成爲網絡頭條新聞，成爲輿論焦點。令人詫異的是，有些人並沒有去譴責名導演的嫖娼行爲，而是意味深長地猜測議論“他肯定是得罪誰了”，不然這麼隱祕的事，怎麼會被羣衆知曉舉報並被警方抓住呢？

　　他肯定得罪誰了——這話人們聽得太多了，非常熟悉，已經成爲很多人的口頭禪。不管是演藝界名星、記者、企業家，或者某家媒體，一旦傳出醜聞，被調查，被追責，“肯定得罪誰了”的想象就會瀰漫網絡。爲什麼就不相信他們是因爲違反了法律而受到追究，而相信“肯定是得罪誰了”？爲什麼習慣性地將本來非常單純和簡單的法律問題複雜化？這種條件反射式的思維很耐人尋味。

　　哪個高官落馬了，坊間也會傳播多個陰謀論版本。判斷邏輯是：都坐到這個高位了，竟然還被反腐敗，肯定是得罪誰了，必然是對手整他。在這種思維下，反腐敗被當成了政治運動或鬥爭。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邱學強在《學習時報》上的文章談到了這種論調：一些媒體和網絡上推出了所謂“運動風暴論”。持此種觀點者認爲，十八大以來的反腐主要是因政治需要而發動的政治運動，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釋放執政理念、贏得羣衆支持的權宜之計，等到羣衆的積怨平息了，政局穩定了，反腐敗運動就會自然“降溫”。邱學強反駁了這種觀點，認爲這一觀點是對當下反腐敗鬥爭性質的誤讀，是對反腐敗基本方式的誤解。

　　“肯定是得罪誰了”的習慣性想像，深深地浸染着陰謀論的盲疑思維，背後是對法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信陰謀不信法”的深刻體現。中國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都生活在人治思維下：不是制度之下的治理，而依賴於某個人的意志，有人凌駕於制度和規則之上操縱、玩弄着規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制度只是個人手中的橡皮泥，想捏成啥樣就捏成啥樣，想怎麼整人就怎麼整人。

　　對於人治思維的深刻記憶和恐懼，養成了“某個人受到懲罰肯定是得罪誰了”的刻板判斷。因爲在人治思維下，必然是“人鬥”心態(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再加上政治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對稱，促使人們很容易將懲罰想像成一場整人、鬥人的陰謀。

　　雖然中國正努力建設法治社會，致力於推進法治至上，可因爲人治思維太符合一些人的思考惰性，法治也還沒有真正地樹立自己的權威。一事當前，“肯定是得罪誰了”的判斷首先出現。這個“誰”是關鍵，它預設着背後有一個掌握着強大權力的人主導着一切，而非法律說了算。法治時代的口頭禪應該是，他犯了什麼法。

　　要消除“肯定得罪誰了”的焦慮，需要提升法律的權威，增加人們守法的自信，也需要矯正瀰漫於人們心中的刻板思維。從人治邁進到法治時代，需要將公權力關進籠子，也需要大衆尊重事實和法律，尊重依據事實和法律程序作出的裁決，不要什麼都往陰謀和鬥爭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