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艾愷(Alitto Guy)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基辛格、尼克松等政要訪問中國時任隨行翻譯。他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是當代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區域地方史、家庭史和社會史、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等。
羅思義(Ross John)前倫敦副市長,分管倫敦市經濟與商業發展相關政策事項,同時負責倫敦城市形象的國際推廣工作。卸任後,羅思義轉而投向經濟研究和評論,並將研究方向聚焦於中國。2012年他加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並正式簽約成爲中國智庫首位高官級的“全職洋員工”。
9月5日—7日,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第四屆世界漢學大會在京舉行,來自38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專家學者從多學科視角就東西文化交流展開了對話。
作爲長期致力於關注和研究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優秀的海外漢學家是連通中西方社會並促進其交流的重要使者,他們的學識和觀點,不僅是西方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通道,更是中國人反觀自身的鏡子。
本期,我們採訪了兩位參加本屆漢學大會的漢學家,他們分別從文化和經濟領域暢談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在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也獲得了進一步瞭解自身的另一個角度。
——編者
艾愷:莫讓城市成精神真空
流利的普通話、十足的中國式思維,說起和中國的此生緣,70多歲的艾愷眼睛裏充滿光芒。
記者:從20世紀70年代到現在,中國已經成爲您的第二故鄉,您和中國結下了深厚感情。
艾愷:是的,我和中國的緣分像是命中註定一樣,充滿緣分和巧合。1973年,我和夫人從香港羅湖口岸過關進入深圳,當我拎着箱子要坐上北上的火車時,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竟然是1972在美國結識的一位中國朋友,而他是在接待加拿大朋友時正巧遇到了我。
在偌大的中國、在我第一次以個人身份踏上中國大陸的第一刻,一個老外竟然“他鄉遇故知”,這真是巧極了!我相信這就是緣分,我和這裏的人有緣、和這塊土地有緣、和這個國家有緣。
幾十年來,這種感受日漸強烈。我和中國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對梁漱溟先生的敬意和與皖西、山東農民的情誼,是我割捨不掉的。
記者:如您所說,以鄒平縣爲例,您對其跟蹤進行了幾十年關於鄉村建設的研究,從1986年到現在,您怎樣看待其中的變遷和發展?有什麼驚喜和遺憾?
艾愷:1986年,我來到山東鄒平縣,縣城只有東西、南北向各一條馬路,其它都是土路,只要下雨,要等好幾天才能上路走。1987年,我再次來到鄒平。縣城已經開始擴大,各方面都在發展。90年代,鄒平更是開始了工業化進程。
鄒平有兩個大變化讓我瞠目結舌,也讓我有一些對傳統文化急遽變化的擔憂。
一是80年代,每一次來鄒平,這裏的老朋友都一個勁兒地誇我長胖了;到了1999年,鄒平竟然辦起了減肥中心。千百年來的中國百姓對豐衣足食的深刻認知,卻在這時來了個徹底的革命,這是鄉村文化大變革的一個縮影。
二是隨着電視機的普及,以前鄉村夜晚的文化活動——圍坐聽老人講風俗、講故事的現象逐漸消失了。這時的鄒平真正成爲世界的一部分,卻在無形中捨棄了口耳相傳的文化傳統,驚喜和遺憾相伴而生。
現在,隨着全球化、網絡新技術等的推開,對傳統文明的遺落更爲嚴峻。
記者:以世界視野,您以爲要如何理性看待這樣的現實、又有什麼期望?
艾愷:放眼世界,以我來看,這種“精神真空”並不限於中國,從如今各國對傳統文化的“拯救行動”就可見一斑。
比如在愛爾蘭,18、19世紀還保留原始的愛爾蘭方言,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推進,這些本土文化開始沒落,會講它的人越來越少。到了20世紀,當地政府和學校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於是在學校開設了“方言課堂”,甚至路邊的酒吧告之顧客必須講“方言”。
所以,中國城鎮化過程中面臨的傳統文化式微是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是經濟全球化、現代化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雖然很可惜,但不必過度憂慮。
其實,中國鄉村的文化維繫,也還是有希望的。這些年來,我從農村朋友那裏得到的是始終如一的好客、大方和友善,幾十年間,鄒平縣雖然年年都不一樣,但始終有一種文化力量在維繫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精神,是傳統文化脫不去的色彩。
記者:目前,中國正在積極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傳統古村落保護等,您對此如何評價?
艾愷:我十分讚賞中國政府的遠見卓識,在考察中國各地的過程中,我發現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地都十分重視組織力量發掘和保護傳統文化。比如在鄒平,我當年和梁漱溟聊到過這裏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教堂一直無專人保護,而5年前再去鄒平,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保護措施,讓我十分欣喜。
除了政府力量的投入,還有越來越多的民間力量參與到保護文化遺產上來,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積極保護四合院、京劇等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期待政府和民間更大的力量,共同擔負起文化長城的保護和建設。
我建議中國應該多一些梁漱溟。樑先生的鄉村建設願景就是把城市的科學技術帶到鄉村,帶動發展;把鄉村的文化、道德積澱帶到城市,創造一個既有現代化的便捷,又有傳統文化貫穿的“新文明”。他不僅有着先進的思想,更是一生都在實踐和實幹,中國需要這樣的實幹精神。
記者:在中國自身越來越強調文化建設的同時,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如何?
艾愷:最令我欣喜的是“中文熱”,現在不只是學生、學者在學習中文,很多國家的普通人也開始對中文感興趣。我有幸將中國的文化介紹到了世界,並因此感召了更多的人投入到研究中華文化上來,甚至有一些老學者,本來研究歐洲歷史,也對中國充滿了研究渴望,他們都渴望像傅高義那樣,在80多歲還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從80年代開始,我開了一門介紹中國文化的入門課,比起《歐洲文明史》等課程,這門課顯然更具人氣,班級人數從之前的六七十人,到現在已經成了120多人的大課,人氣很旺。每當說起這些,我就感到十分自豪。
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的人才更是遍佈世界各地、各行各業。幾十年前的芝加哥大學幾乎見不到多少傑出中國教授的身影,而現在各個專業領域的優秀中國老師越來越多;近10年間,直接到芝加哥大學讀本科的中國學生也逐漸增多;在芝加哥交響樂團也出現了郎朗等中國傑出音樂家,這在以前也是難以想象的;在我的家鄉意大利,溫州人的羣體也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正逐步加大,當然,這還只是個開始。
羅思義:要實事求是地看中國經濟
這個老外,對數字極其敏感,“你說咖啡廳到這裏只有100米,我看至少有350米。”
這個老外,頗有語言天賦,20多歲就學會了法語、40多歲學會了俄語,卻還沒學會漢語,“我現在67歲了,如果我要學會漢語,至少需要3年多的時間,所以我寧願多花點時間研究中國經濟。”
記者:您爲何將研究方向聚焦到中國並來到中國?
羅思義:我從1971年開始關注國際經濟學,並長期關注經濟增長問題。中國過去30年實現了快速、持續的增長,激起了我研究中國的興趣,因此,從1992年開始,我便通過各種文章和書籍瞭解中國。我此時是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去認識中國,那時我便十分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十分崇拜鄧小平。200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後,我開始以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和視野反觀世界,兩者構成互補,讓我可以更加智慧和深刻地觀察世界、並聚焦中國。
之前我對西方的經濟理論比較瞭解,但是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具體情況知之甚少,比如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爲等。在重陽研究院,外國研究者能夠和中國本土研究者實現充分的交流,彌補對中國實際情況瞭解少的缺陷。中國學者也能通過國外學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瞭解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的不同,有利於國際對比。
記者:據我對您的瞭解,您特別喜歡“實事求是”這個詞,實事求是地講,您怎樣看待和評價改革開放後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羅思義:“實事求是”最好的媒介是數據,我可以列出一些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的成果。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中國帶領6.2億人擺脫貧困;中國創造了單年最大的產出增長紀錄;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爲22% ,是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美國人口的7倍。所以我說,中國毫無疑問地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成就,影響了最多的人口。
在我看來,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居功甚偉,鄧小平模式要明顯優於自由市場模式和斯大林模式。自由市場模式主張自由主義,市場主導一切。斯大林模式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主導經濟生產和消費,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存相當一部分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私有部門實行充分競爭,更刺激了經濟增長。
但是,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還要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間的關係,要充分地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要更大程度地激發私有部門的活力。
記者: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等,您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些問題?
羅思義:我認爲,發展中不可能沒有問題,問題和危機是兩個概念,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都是問題超過了限度。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環境問題、社會問題、通脹問題、交通堵塞等。但中國的問題遠遠沒有也不可能帶來危機,因爲我看到中國一旦遇到某些問題,就在上上下下想辦法去尋求解決方法,而且效果不錯。
另外,世界各國在發展進程中都會面臨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例如,環境問題不光中國有,很多國家的快速增長都伴隨着環境問題。短期來看,這些問題會存在,但最終都將在發展中被解決。
記者:隨着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提出了“中國威脅論”,與之相對也有“中國機遇論”,您如何看待?
羅思義:我以爲,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以來、並將持續爲國際社會提供巨大的發展機遇。我之前曾寫文章指出,世界銀行最新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中國今年將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個人預測,2019年,中國將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些認爲中國是威脅的國家,是因爲懼怕被超越,因爲任何人都不喜歡別人比自己富有。因此,威脅論完全是一種害怕被超越的“仇富”心理,是個別國家的想法罷了。而且,我認爲事實是檢驗一切的唯一標準。一直以來,中國都在促進世界的經濟增長。
記者:您以爲中國的文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何作用?
羅思義:在這次的漢學大會,杜維明談到了亞當·斯密和孔子儒家的關係。與杜教授不盡相同,我對這個關係也有一定的理解,我以爲在亞當·斯密那裏,他並不是強調自由主義,而是社會分工、勞動分工;而孔子的儒家作爲中國的一種精神信仰,主張社會價值,奉揚集體主義。在當今,社會勞動分工依賴於合作,合作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爲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因此,儒家思想作爲一種無形的強大力量,在潛移默化中推動着中國經濟的騰飛。
另外,我關注到中國的孔子學院建設,這是一個很好的舉措,可以幫助外國人瞭解中國,尤其是現代中國。孔子學院提供了了解中國悠久文化和現代形象的機會。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學習漢語、瞭解中國文化,他們對現代中國的一切都開始充滿興趣,爲中國拓展了無形的市場,比如倫敦市曾邀請李宇春到倫敦演出,我因此成爲她的“粉絲”,華爲手機在英國的知名度正越來越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