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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上午,石玉波給當事人王玉柱打電話,讓他下午抽空來法庭一趟,拿判決。一般情況下,石玉波都利用中午休息時間,給當事人送一趟。路近的,自己又實在走不開,纔打電話通知當事人來拿。他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也很樸素:就是想利用送達的機會,和當事人當面聊聊,看看他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他說,農村老百姓大都文化不高,也不怎麼懂法,我多說兩句,他們心裏就敞亮些,也就消除了對社會的誤解。下午3點左右,王玉柱和他的妻子趙豔華如約來到石玉波的辦公室,一同來的還有村支書樑國元。樑國元和石玉波熟,便坐在他的對面。簡單地寒暄兩句便進入正題,沒說幾句,樑國元發現石玉波說話舌頭有點兒不打彎。也沒多想。可是說着說着,他看見石玉波的嘴角有點兒歪,就問他,哪兒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石玉波說沒有。說完這句話之後,石玉波就不能說話了。樑國元見狀,一邊讓王玉柱背石玉波下樓,一邊在樓道里喊庭長寧久旺。聽到喊聲,寧久旺衝出辦公室,看到這一幕,他趕忙招呼在家的同事備車。上倉法庭離縣城有十多公里的路,汽車一路急馳,僅用20分鐘,他們便將石玉波送到薊縣醫院。然而,這一切都來不及了。年僅37歲的石玉波突發腦梗,再也沒能睜開眼睛,回望一眼這片養育他又被他深深愛着的土地……
他感冒半個多月卻沒歇一天
石玉波發病前,身體一直很好。2012年6月,單位組織體檢,石玉波身體各項指標都正常。概因如此,發病前,當石玉波身患感冒咳嗽已半個多月時,他的家人、同事以及他本人都沒太當回事兒。可是,當回事又能怎樣?他哪有空去醫院呢?石玉波去世後,有人給他算過一筆帳,他在上倉法庭工作了五年,一共結了1543件案子,一年平均要辦300來件。而一年正常工作日還不到300天,換句話說,他平均一天要辦一個案,至少要開一個庭。一個案子要寫一份裁判文書,一份文書平均就打2000字,300件就是60萬字。這中間還要抽時間閱卷、接待當事人、參加維穩以及院裏、庭裏組織的相關活動。所以,時間對他來說,比金子還珍貴。因此,像感冒咳嗽這種常見的病,他不可能當回事兒。儘管妻子李豔光不只一次勸他上醫院看看,可他一句“沒空”就把妻子的話擋了回去。後來,見他十多天不好,老父親不幹了。老父親怕兒子拖久了,引起肺感染。於是,一天早上,他像法官蹲堵當事人那樣早早堵兒子的門口,就是說破天,他也要把兒子帶到醫院做一下檢查。拗不過父親,從沒有因私事請過一天事假的石玉波,只得無奈地給庭長寧久旺打了一個電話,說到醫院做個檢查,晚來一會兒。獲准後,他跟着父親來到醫院,做了胸部透視檢查。結果,要等一個多小時才能出來。石玉波哪等得起呀!從檢查室出來,他就對父親說:“我身體棒着呢!您回吧,我趕緊去上班,好多事,下午傳了當事人,我得準備準備。”父親是個老兵,參加過抗美援越。那一代人,對待工作,有一種融入血液之中的革命感情。望着兒子急火火的樣子,老人不忍心阻攔,只輕輕地說了一句:“那你去吧!沒想到,這匆匆一別,竟成了老人和兒子的永訣。在石玉波家中,當老人向記者講述那天的情景時,他傷心得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老人一邊哽咽,一邊抹着淚水。那一幕,令人心碎。老人說:“要知道兒子這樣,那天說什麼也不讓他上班。”同樣的話,妻子李豔光也說過。7號那天早晨,石玉波照舊早早起來了。她知道,他又要上班去。昨天晚上他加班寫文書,很晚才躺下,躺下後不斷咳嗽,斷斷續續咳了一個晚上。他起來時,窗外還是漆黑的,她看不清丈夫的臉,只好關切地問他:“好點了嗎?”石玉波說:“沒事,就是覺得胸有點兒悶。”妻子說:“不好受就請假在家歇一天。離了你,地球就不轉了!”石玉波笑笑說:“年底了,大夥都在忙,案子又那麼多,怎麼好意思請假?再說上午傳了當事人,讓人白跑一趟多不合適……”懊悔的又何止他的家人呢?石玉波去世後,庭長寧久旺陷入深深的自責當中,他覺得沒照顧好他的兄弟。他說:“他是累倒的!他今年已經辦了280多件案子,還有8件沒辦。那幾天他身體不好,我就勸他在家歇一天,他說等把這8件案子辦完了才歇吧,哪知……”說完這話,這個1米75的漢子,哭得像個淚人。
他的手機總是24小時開着
手機是一個很私人化的東西,不是親朋好友,一般人大都不情願告訴陌生人手機號。可石玉波恰恰相反,親戚有事找他,要他手機號,他不但不給,還告訴家人也不要告訴他們。他說,我沒時間管他們的事,讓他們相信法律。而只要是他的當事人,他主動把手機號告訴人家,並囑咐說:“遇什麼不明白的,就打我手機,我手機24小時開機。”對於石玉波的做法,同事一直不太理解。有一次他和石玉波一同接待一個當事人,說完事情後,石玉波主動把自己的手機號給了那位當事人。當事人走後,這位同事不解地問他:“你怎麼把手機號給當事人呢?你不怕他在你休息的時候打攪你?”這位同事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因爲,公開手機號無疑會增添不少工作量。石玉波當然知道這一點,但他覺得這樣做,是和他的當事人建立相互信任的開始。他說:“你把手機號告訴當事人了,當事人就覺得你信任他。”但農村老百姓跟上班人的作息時間不一樣,起得早,石玉波常常還在夢境中就被手機鈴聲吵醒。妻子李豔光實在受不了,有一次趁石玉波不注意,悄悄將他手機關了。哪知第二天早上醒來,從來沒和妻子紅過臉的石玉波跟妻子急了。他說:“你怎麼可以關我的手機呢?農村老百姓多不容易!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如果像我這樣基層法官都不願理他們,他們有急事找誰說去呀!”打那以後,妻子再也沒有關過他的手機。妻子不無抱怨地對記者說:“當事人是他的親人,他恐怕當事人找不到他。”弟弟石玉海也有類似的抱怨。他在市裏上班,每週都回來,幾乎很少看見哥哥。在一起的時候,也難得說上幾句話。他一會一個電話,一會一個電話,都是當事人打來的。
他一年四季都穿着布鞋
好多當事人對石玉波的信任,都是從他腳下那雙布鞋開始的。他妻子李豔光說,自從他調到上倉法庭工作後,他就沒穿過皮鞋。妻子給他買了一雙皮鞋,他一直沒穿,不是捨不得,就是想自己與老百姓的距離接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說起布鞋的事,同事李冠男講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天,他和石玉波到一個當事人家裏做調解工作。是徵地的事兒,和政府鬧意見,氣兒很大。石玉波剛坐下,沒說兩句話,當事人就沒好氣地說:“你們都是穿皮鞋的,不可能爲我們穿布鞋的老百姓說理。”石玉波當場把腳一伸,“你看,我也是穿布鞋的。”當事人一看石玉波也穿着一雙布鞋,情緒緩和了許多,距離一下子近了。距離近了,溝通自然也就順暢了,一些糾紛,往往三言兩語也就化解了。去年7月,村民劉大爺和林大嫂因爲村頭的一小塊承包地的事,起了摩擦,話不投機,矛盾升級。林大嫂一怒之下,把爭議地塊連同兩家出行的小路都用樹枝堵上了。村幹部調解不成,劉大爺一氣之下將林大嫂告上法庭。處理這類糾紛,石玉波特別有心得。趕一箇中午,他來到糾紛現場。“林嫂啊,鄉里鄉親地住着,有啥事說不開?別感情用事。您看這樣堵着路,別說村裏人都沒法走,就是您自己也沒有法走不是?還是趕緊把路騰開吧!”石玉波一席話,說得林大嫂不好意思,但礙於臉面,她還是冷冷地甩給石玉波一句:“要騰你騰,反正我不騰。”這本是林大嫂的一句氣話,沒想到石玉波真騰起來。大熱天,又正值中午。幹了一會兒,他就汗流浹背。林大嫂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觀了,也跟着一塊兒拾掇起來。石玉波的一舉一動,劉大爺隔着門縫看了個滿眼,老人被深深地感動了,主動提出撤訴。一場糾紛就這麼化解了。“其實,拉近他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並不是這雙布鞋,這中間真正起作用的,還是他的那顆時刻想着百姓的心。百姓痛苦,他就跟着痛苦,當事人有難處,他就想幫。”上倉鎮法律工作者黃運利說。2011年冬天,70多歲的張大爺、張大娘因爲贍養的事,和兒子打得不可開交,起訴到法庭,經石玉波調解,兒子答應按月給老人米麪和錢,但爲了賭氣,將當月的米麪和錢直接送到法庭,讓老人來取。大雪天的,年輕人出門都容易摔倒,哪能讓老人來取呢?石玉波二話沒說,冒着冰天雪地,和書記員一起騎車走了十幾裏的路,將米麪和錢送到老人家裏,感動得張大爺淚流滿面。“對老百姓沒有感情,他能這樣做嗎?”黃運利感慨地說。
他其實是一個急性子的人
在很多人印象中,石玉波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工作這麼多年,從沒和同事犯過口舌,也沒聽過他背後說誰不好,更沒有和當事人發生過沖突。他戴一副眼鏡,外表文質彬彬的。但好脾氣的他,其實是一個急性子。同事井連江說:“這從他寫字和辦案就能看出來,他寫字特別快,一般的庭一個小時就能開完,案子到他手裏,恨不得馬上就把它結了。用農村老百姓的話說,他恨活兒,有活兒立馬乾完。”同事王瓏對此感受最深,他當過石玉波的書記員。他說,跟他後頭辦案有時就跟救火似的。有一個離婚案,案情比較複雜,夫妻雙方都開了很多間電動車經銷部,共同財產多。女方怕男方轉移財產,頭天下午來立的案,並要求做財產保全。第二天早上剛上班,石玉波就急火火地帶着王瓏趕到男方的經銷部,生怕晚到一步,男方把財產轉移了。到達後,他讓王瓏把每一輛車都拍下來。由於保全及時,再經過多次調解,最後這個案子雙方私下達成了調解協議,撤訴之後協議離了婚。還有一個案子是到浙江餘姚查封。當事人是8月1號立的案,3號他就要帶王瓏去餘姚。不巧正趕上臺風“海葵”沒法過江,票也買不到,等到16號才從北京坐火車趕到寧波。到寧波已是晚上7點多,王瓏本以爲在寧波過夜,因爲坐了十多小時的火車,挺累的,想第二天再去餘姚。可石玉波怕耽誤第二天查封,堅持當晚去餘姚。到餘姚已是10點多,兩人隨便找了一個私人旅館湊合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頂門趕到餘姚市工商局。工商局說查不了,要到工商所查。好不容易在工商所查到一個農行的註冊賬號,可到農行一查,早已作廢了。沒辦法,他們只好見銀行就進,挨個查,一直查到11點多,終於在農商行查到了被告公司的一個賬號,但具體業務必須到下屬的開戶行辦理。下屬行在農村,離餘姚有40公里。當時颱風剛過,天氣特別潮溼,悶,地面溫度達40多度。忙了一上午,衣服早溼透了,但顧不上。兩人立即打車趕往一個叫樑輝的地方,趕到樑輝正是中午休息時間,而樑輝支行就在被告公司附近,石玉波怕走漏風聲,中午飯都顧不上吃,立即掏出工作證要求工作人員協助查詢,並對該賬號進行了凍結。“他爲當事人辦事真是一心一意,生怕把事耽誤了。”王瓏說。
“是不是我做的不夠好”
石玉波很少和家人談案子上的事,但糾結的時候,他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和愛人嘮嘮,比如贍養老人、離婚孩子沒有要人等……他跟老婆說,要是孩子沒人要,我們就領養一個吧。妻子李豔光也是一個善良的人,她說,沒人養我們養,你只要不把咱家變成孤兒院就行。石玉波沒有領養孩子,他知道,孩子離不開父母,儘管他可以給孩子物質,但他給不了孩子血濃於水的親情。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他都要儘自己最大所能,通過法律途徑,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但有時他也力不從心。2009年,他審理了一樁離婚案,儘管他做了大量工作,但雙方當事人還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要離,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孩子倒沒有人不要,一人一個。當他通過調解上他們家分家時,兩個孩子死死地抱在一起,呼天哭地不願離開……。那天,石玉波哭了。回家後,他一個勁地抱怨自己:“是不是我的工作做的不夠好?要是工作再細一點,這個家是不是就不分?”事情過去兩年了,他依然不能忘記這件事。2011年,在天津政法系統“十大優秀法官”頒獎典禮上,當主持人問他處理什麼案子最讓他糾結時,他說了這個案例。他知道,兩上孩子今後不是缺父愛就是缺母愛。然而,他牽掛別人的孩子,卻很少有空關心自己的女兒。女兒這麼大了,她的學習他從來沒過問過,一週難得和女兒說幾句話。女兒對他不親,石玉波是知道的,他不怨女兒,他給予女兒的實在太少,他的心很痛。儘管他不說,但這是他心裏無法抹去這傷痛。一天,他和同事張德闊談心,當得知張德闊快要當爸爸時,石玉波囑咐他說:“有了孩子以後,一定要對孩子好點,抽時間多陪陪孩子。”說這話時,他的眼圈紅紅的。石玉波去世那天,傷心的妻子對弱小的女兒說:“女兒,爸爸沒了。”女兒對爸爸沒有存在感。女兒說:“爸爸沒了,只是我們家由三變成了二。”李豔光不怨女兒,她還小,等她大了,出嫁那天,她身邊沒有爸爸挽着她時,她會知道有爸爸,是多麼的重要!
他執着於黨的價值追求
石玉波大學期間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說到他對黨的熱愛,妻子李豔光給記者講了一個發生在15年前的感人故事。那時,妻子剛懷孕。一天,兩人商量給孩子起名字。妻子想了很多與財富與幸福有關的名字,石玉波都覺得不好。妻子賭氣地說:“你說給孩子起什麼名字?”石玉波一本正經地說:“如果生一個男孩,小名布爾,聽起來也很洋氣,大名叫石維克。全名叫布爾什維克。”後來,生的是女孩,這個願望沒能實現。聽到這兒,記者被深深感動了!難怪他對老百姓那麼熱愛,因爲他極端熱愛黨,有着堅定的爲人民服務的信念!石玉波去世後,同事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有五本工作筆記,那上面清晰地記錄着當事人的姓名、聯繫方式、案由、審結情況、執行情況。一年一本,然後裝訂成冊。同事含淚一頁一頁地打開,在翻到2010年那冊封底時,四行娟秀小字映入眼簾:“這是一段歷史,這是一個法官的心路歷程,我要認真地辦好每一件案子,實現人生價值。”工作筆記,某種意義和日記差不多,是一個很私人化的東西。面對即將翻過的一年,石玉波一定是發自心底的感慨,他不可能想到這段話有一天會示人。如果不是一個特別有堅定理想信念的人,會在一個很私人化的工作筆記上寫下這樣一段如此崇高的話嗎?這段話,不正是一個法官核心價值觀的真實寫照嗎?
那麼多榮譽,家人不知道
記者常常被一些人好心人詰問:你們爲什麼總等到人累死了,你們才寫他們的事蹟,他們活着的時候,你們幹什麼去了?面對這樣詰問,記者有時也很無奈。說實話,不能責怪記者不敬業,因爲生活中很多人,他們甘當鋪路石,敬業工作,低調做人,不事聲張。石玉波就是這樣的人,他有很多榮譽,但他的家人都不知道。去年他被評爲天津市政法系統“十大優秀法官”,他母親還是從《今晚報》上看到的。他遠在石家莊部隊工作的小叔更是不知道,直到在石玉波遺體告別儀式上,他另一個侄子跟他說我大哥是名人,是十大法官,他上網一查才知道。別說他家人不知道,當事人給石玉波送的很多錦旗,與他朝夕相處的同事都不知道,在整理他的遺物時,他的櫃子裏滿滿當當地塞着卷好的錦旗。他就是這麼低調的人。當事人請書法家寫了一塊“法無人至”的匾,他始終用紙包着,不打開。他去世後,還是他父親和弟弟給裱出來的。七月份,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大法官會議上,最高法院的領導接見天津政法系統“十大優秀法官”並與他們合影,照片做得很精緻,發給他後,他也是用紙包着。“他怕掛出來老百姓誤會,他最想做的就是老百姓的法官,他最大願望就是老百姓見到他就像見到親人一樣。”妻子李豔光說。其實,他的家人也很低調,他們從不追名逐利。他的父母對兒子沒有特別的要求,就要求把工作幹好,爲老百姓辦事。他妻子對他也沒有特別的要求,就希望他有一個好身體,別那麼累。石玉波被醫生宣佈腦死亡後,爲了喚醒石玉波,把他從死神那裏拉回來,趁夜深人靜護士不注意,她悄悄溜進重症監護室外,隔着玻璃,面對愛人,她跪了整整一夜……她哭泣地對記者說:我不是一個有神論者,可這會兒我只能求上天把我的愛人還給我,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可是,她沒能喚醒石玉波,十天之後,他還是撇下他摯愛的妻子、年邁父母和不諳世事的女兒,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送別那天,十里八鄉百姓自發趕來……
石玉波是12月17日離開人世的。17日晚,家人按照當地的風俗,把他從市裏醫院接回家。在家呆了三天,19日,是石玉波火化的日子。一大早,十里八鄉質樸如水的鄉親聞訊趕來,在告別大廳裏,一百多號人排成幾排,自發地站到親屬的隊伍裏,他們說,石玉波在世時,拿我們當親人,他走了,我們就是他的親人,來送送他……一位中年婦女拉着石玉波愛人李豔光的手哭着對她說:“如果不是石法官,我早就死了。”因爲那天人多,中年婦女沒說具體什麼事,也沒留下姓名。法律工作者黃運利哭得像個淚人,他和石玉波共事多年,非常瞭解他。他說:“我今年已經60多了,石庭才30來歲,要是能替他,我願意替他……他走了,人民失去了一個好法官,法院失去了一個好法官,痛心呀!”看到有那麼多不相識的人站在親屬的隊伍中來送哥哥。一直對哥哥的做法不是太理解的弟弟石玉海,被震撼了。在他眼裏,哥哥就是一個普通人,他沒想到有那麼多人惦記着他,來送他。當得知有那多麼父老鄉親來送兒子,石玉波的父母在痛惜之中也感到一絲寬慰。他們說:“我兒子雖然沒怎麼孝敬我們,但他孝敬了更多的父母。”還沒有從失去丈夫的悲傷中走出來的妻子李豔光也感到寬慰。她設想着,如果有可能,她要把石玉波的骨灰灑到法庭所轄鄉鎮的每個村莊的每個角落。因爲他太愛這個地方了。他活着的時候,想着它,戀着它,死後,也同樣想它戀它。他要化作春風,化作細雨,靜靜地守望着這片他摯愛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