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今日本報消息稱，廣州市城管執法局荔灣分局近期陸續接到8名工作人員辭職或提出改任職務的請求，其中有3人系執法隊隊長。有媒體對此稱之爲：“城管出現人事危機”。

　　作爲握有一定實權的城管執法隊長出現辭職潮，無論是不約而同還是存在某種默契，都頗爲出人意料。據稱，這些城管隊長大都有超過10年城管經驗，屬中堅力量，提出辭職和要求改任職務，主要與工作壓力大、收入少、個人前途選擇有關。另外，近期發生的多宗暴力報復襲擊案也對城管隊員造成沉重心理壓力，也希望由此得到解脫。倘若原因果真如此，無疑就是再次發出破解城管工作困局的強烈信號。

　　一個在全國頗具普遍性的現實是，城管與流動攤販、被拆違對象等“火星撞地球”的事件時有發生，其中除了暴力抗法也有野蠻執法。加之城管腐敗案多發，使城管形象受損，甚至有被“妖魔化”的傾向。但是，若將城管“一棍子打死”尚欠客觀公平。在“大部制”之下，廣州城管職能從最初7項增加至300多項，被戲稱爲“管天管地管空氣”。表面看，擴權使城管從“弱勢部門”變爲“重權機構”，但並不能改變“城管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面裝”的尷尬。

　　需要正視的是，扮演行政執法機構的角色，城管本身卻有先天不足。從最初僅管理街頭擺賣的臨時機構到後來正式成爲政府行政部門，看似堂堂正正，卻因國家無專門的城管法規而致其執法合法性備受質疑，被指不倫不類。廣州給城管擴權後還引入綜合考評，考覈項目多達10多方面，經費“以獎代撥”，作爲直接執法的城管隊長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多名城管執法隊長自摘烏紗帽看似偶然卻或有其必然性。

　　由此觀之，城管已到了需要拯救的程度，且需要自救與“他救”並舉。自救的關鍵在於自身形象的塑造，而執法方式的改進是重中之重。除了教育，尚需建立由整改、罰款、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等構成的由輕到重，由簡到繁的連貫性執法體系，避免野蠻執法而自毀形象。同時，還須通過建立有效的分權制衡機制及借力輿論監督以遏制權力濫用，以消除“腐敗重災區”的污點，實現自我救贖。

　　城管需要的“他救”首要是立法，以解決城管執法隊伍管理體制不順的問題。國家層面與城市層面的立法都不應遲疑。唯有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城管執法纔會名正言順，打破僵局，以期震懾暴力抗法行爲。這也是依法治國的應有之舉。其次，則是政府不能一味以行政考覈手段給城管加壓，而須設法創造條件爲之減壓。

　　總之，此次廣州城管“辭職潮”並不孤立，它所反映的不僅是城管執法隊長的無奈，而且更真實而深層地反映出整個城管工作的困局。由此，也使探索城市管理的科學性、有效性與維護社會和諧顯得更加緊迫，不容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