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線明星拍一部劇拿到幾千萬片酬已經不是什麼新聞。據說，主要明星片酬佔到一部劇總體投資50%以上的相當常見，甚至還有的比例高達70%，可想而知，剩下的錢包括劇本、導演、服裝、化妝、道具、場景，只能怎麼湊合怎麼來了，因此導致很多劇越來越粗製濫造。11日，微信公共賬號“娛樂on call”爆料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或將於12月出臺“明星限薪令”，對演員片酬進行限制，此政策在總局已進入內部徵求意見階段。(11月12日華商報)

　　針對廣電總局或將出臺的“明星限薪令”，部分人羣擔憂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並直指政府涉嫌公權力“越界”。但很顯然這是一種誤解。政府公權力有審批影視作品發行權，也有監管影視作品質量的權力，在時下明星片酬佔到一部劇總體投資50%以上，甚至還有比例高達70%，已直接導致劇本導演、服裝、化妝、道具、場景的收入被攤薄，影視劇越來越粗製濫造的時下，爲市場和產品質量計，限制“畸高”的明星拿走的部分，並無太大不妥；二來，即使是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爲，如果政府想幹預的話，也仍然是“有權”的。就如國家工商總局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名義“約談”十大電商，解決“先漲後降”現象，“明星限薪令”仍屬於公權力可以監管約束的範圍無疑。

　　在我看來，主要體現了行政調控色彩的“明星限薪令”，雖可以達到部分目的，但負面效果也不可忽視。在行政干預之下，明星片酬下降帶來的是明星參演積極性降低，以及可能的影視劇市場低迷。像在“十一黃金週”期間持續佔領國內票房榜首的《心花路放》，在票房超過10個億的時候，男主角黃渤拿千萬元薪酬其實很正常。如果票房幾十個億，參演主角卻“限”到百萬，這似乎也不合理。畢竟，在當前國內這樣一個擁有巨量“粉絲”和“粉絲文化”的時代，明星的“吸睛”和“吸金”效力，是絕不可低估的。

　　在解決因明星薪酬佔比過高造成的影視片質量“縮水”上，最終還要取決於市場。一方面，投資方、製片方本身應該更理性。完全有責任將影視劇投資預算的更科學更合理，請明星多少錢、多大比例，才能保證作品質量和市場收入，這本身也是投資者和出品人的責任；另外，因爲給明星的“多了”，影響了質量和市場，也是“活該”。在絕大多數影視劇已經市場化投資和市場化運行的當下，就如“老闆僱用員工”、聘請高管，給多給少、值多少價碼，還是應“老闆”說了算。

　　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多年來同樣面臨明星“片酬”畸高的問題，其解決的方式是增加額外稅收，在正常個人所得稅之外專門設置“高額收入稅率”進行調節。2013年法國議會頒佈法令，將對年收入超過一百萬歐元的部分徵收高達75%的稅，但其應用年限暫時僅適於2013到2014年度，將涉及廣大明星羣體包括那些高收入的俱樂部球星們，一時引來廣泛爭議。結果如何不論，至少透露出“高稅率”方式的可行性。把畸形和過多的明星“片酬”，以更多的稅收方式“取之與民，用之與民”，將是一個多贏的結果。另外，政府有關方面還應關注和引導明星羣體更多些社會責任感，更多的培育慈善文化和慈善土壤。國外一些明星、大亨，一生以慈善爲已任，樂善好施的心態和慈善行爲比國內明星人羣、富豪羣體強的太多，我國一些明星在個別重大災難事件上竟然還“假捐”，這就是差距；國外一些世界級富豪，動不動就表示死後要“裸捐”，也確實是這麼做的，而國內的明星高收入羣體卻相對缺乏這一責任感知和“覺悟”。

　　再多的個人的財富，本質上也是屬於社會的。一方面讓高薪酬激勵和帶動一個行業，另一方面讓這些高收入人羣有更多的責任意識，主動造福於民。明星片酬再高，也高的合理，民衆也不會反感抵制。政府有關方面在明星片酬畸高現象上，還是應該做多一些引導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