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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事記者這個行業有七年多,這幾年我一直忘不了一個小姑娘跟我說的話:姐姐,你會不會忘記我。
和這個小丫頭的緣分要從2012年的冬天說起。當時,共青團貴州省委推出了冬衣暖寒冬活動,打算爲大山深處的留守兒童募捐一萬件冬衣,我就跟隨其中一路調研組前往月亮山腹地的污講小學。污講小學有190多個孩子,其中168個都是留守兒童,而且不少孩子腳上穿着涼鞋。孩子們告訴我,他們一般只有兩雙鞋,一雙布鞋,一雙拖鞋。這裏雨霧天氣一來,多說一個月,少則三五天,孩子們的布鞋穿不了一天就溼透了,沒有別的布鞋換洗,只能改穿涼拖鞋。與缺少物資、克服艱苦的學習條件相比,孩子們更需要的是關愛。這一點,我是在一個叫龍橋鳳的小姑娘身上發現的。當我們離開的時候,鳳兒和夥伴們一起把我們送出寨子很遠很遠。她不停地問我一個問題,並且還會變着法兒地問:姐姐你會不會忘記我,如果你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會不會忘記我,你認識別的小朋友了會不會忘記我。姐姐,如果我長大了考上了貴陽的大學,我去找你,可是你變老了我又怎麼認識你呢?那一刻我明白了,孩子們就怕被大人遺忘。
如果在“走轉改”之前,提起貴州的留守兒童,我想到的也許就是一串串數字,比如貴州有130多萬留守兒童,政府要節約財政開支百分之五用於教育等。但通過走基層,你摸過他們那冰涼的小腳丫,聽了孩子們的心裏話,留守兒童不再是數字,他們就是鳳兒,就像我們的親人一樣。
現在這所學校的孩子隨着貴州省的生態扶貧移民工程都來到了縣城,與父母團聚了。在大山裏除了這些孩子們讓我牽掛之外,還有一羣幹部,令我敬佩不已,他們就是貴州省黔南州敦操鄉的“背篼幹部”,而認識那些幹部,最初還是緣於背篼。
當時,在敦操鄉有17個村民組不通公路,村裏大部分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有時候爲一包鹽、一把麪條,老人們要走四、五個小時的山路到集鎮去買。爲了讓百姓們少受累,幹部就在每個星期三走訪的時候幫着百姓們送生活用品,並且還形成了制度。每次送東西,一個幹部背的東西都有將近五十斤重。由於路遠難行,有些幹部雙肩都脫了皮。三天下來,我們才瞭解到,背東西只是他們的一項工作,而當時幹部們最着急做的事情是勸村民種高粱,但敦操鄉20歲以上的百姓,平均文化水平不超過小學三年級,他們根本就沒有一點抗風險能力,用鄉幹部胡榮忠的話說,這裏百姓們不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風險最小化。此時我才明白,在東部地區的鄉幹部忙招商、建項目時,而敦操鄉的幹部不得不背起背篼,從捎帶一袋鹽、一瓶醬油、一把麪條開始,逐步搭建起幹部和百姓相互信任的橋樑。
三進三出敦操鄉,一百多個小時的素材,敦操鄉背篼幹部的事蹟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連續播出五集。我閉上眼,浮現在腦海中的,依然是背篼幹部的笑臉、百姓的期待和那重重大山的影子。
作爲一名記者,我們的位置應該是:在路上、在基層、在現場。在路上心裏纔會有時代,在基層心裏纔會有羣衆,在現場纔有感動。在這條路上,我們既要做社會的瞭望者,也要做大地的丈量者。腳下沾有泥土,心裏沉澱真情,走近你、讀懂你、爲了你、依靠你。請相信我們會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