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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的一個夜晚,87歲的陸費銘琇老人點燃了一盞明燈。火種開始傳遞,從耄耋之年的老編輯,到中堅一代,直至十來歲的稚嫩孩童,10位傳燈使者手中的燈火,依次點亮。此刻,距離陸費逵初創中華書局時的1912年,整整過去了一百年。
強毅、專一、前進,當年,出版家王雲五曾這樣評價陸費逵的性行。百餘年來,這位創始者的情操與格局,在幾代中華書局人的血脈中薪火相傳,成爲這家出版重鎮的精神根基。
強毅
“立國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在1912年發表的《中華書局宣言書》中,陸費逵如此闡述中華書局的使命。不久之後,中華書局就出版了自己的《中華教科書》。
沒有了以往教材中的枯燥說教,順應辛亥革命的時代潮流,提倡教育改革,《中華教科書》成爲我國曆史上第一套適合民主共和政體的教科書,迅速在全國流行開來,一舉奠定了中華書局在近代中國出版界的地位。老一輩學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因爲這套教科書而與中華書局結緣,歷史學家鄧廣銘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回憶:“這些教科書使我耳目一新,擴展了我的視野,也開拓了我的思路。”
《中華教科書》成功了,然而,“麻煩”也隨之而至。1914年3月,當時的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關書局,要求在教科書中加入頌揚大總統袁世凱的內容。1916年1月,《日本》《國恥》《明國恥》等課文中的愛國主義內容,招致日本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交涉。面對強權,中華書局旗幟鮮明,毫不妥協,始終保持着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強毅。
“中華書局經歷百年風風雨雨,至今仍能屹立於學術之巔,靠的是兩個字:一個是‘特’字,一個是‘精’字。”中華書局原總經理李巖解釋說,“‘特’是舉世無雙,不求第一,但求唯一;‘精’是精益求精,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專一
早期的中華書局,憑藉其獨樹一幟的個性,吸引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學者加盟,梁啓超、沈雁冰、劉大傑、張相、黎錦熙、田漢、陳伯吹等或受聘編輯,或特約著述,一時風景,蔚爲大觀。
1958年,中華書局成爲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機構,徐調孚、陳乃乾、趙守儼、宋雲彬、楊伯峻、王仲聞等古籍整理專家陸續匯聚中華書局。這個陣容與30年前相比,也毫不遜色。中華書局在時任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的倡導下,學術氣氛濃厚。回憶起調入中華書局工作的日子,出版家戴文葆說,中華書局成了他大學畢業二十多年後接受再教育的新學園。
“在編輯部的工作檔案中,我曾見過王仲聞先生審讀加工《全宋詞》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審稿記錄和與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討的信件,還見過周振甫先生審讀《管錐編》時長達數萬言的審稿意見。”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爲前輩們的風範深深折服。1987年,當他開始擔任《全唐詩補編》責任編輯時,效法老一輩的學術態度、奉獻精神,成爲他的不二選擇。
“《補編》看似一部文學作品輯補之作,實際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難度的學術考訂著作。在此期間,我係統蒐集國內相關著述,並予以鑑別,再與作者往返通信,商討書稿的有關細節,彼此成爲志趣相投的摯友,因緣難得。”徐俊說,在學者型編輯最集中的中華書局做編輯,要熟悉書稿所涉及學科的研究狀況,而不能滿足於書稿的一般技術性處理,已經成爲一種傳統。
前進
對於熟悉中華書局的人來說,“前進”的精神一以貫之,歷史學家何茲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奧祕。他說,在其他出版社還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時候,中華書局就出版了不少標點本、排印本,像《四部備要》。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標點、有分段,更方便現代人使用。
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寄語中華書局“守正出新”四個字,很快成爲新世紀中華書局的“局訓”。爲了弘揚傳統、服務學術,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內容再專,市場再小,也要堅持出版。與此同時,挖掘典籍中的精華,讓大衆通過不同的載體和方式共享傳統智慧,同樣義不容辭。
於是,《中華經典藏書》《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中華國學文庫》陸續面世。普通讀者發現,放下繁體豎排的身段,這些新式標點、簡體橫排的經典,面目變得親切可愛,而古籍整理的嚴謹態度並未稍減半分。
古籍數字化的嘗試也在這裏進行。2014年6月,“中華經典古籍庫”在全國多家圖書館投入使用,首期收錄近300種中華書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共2億多字,引用文獻可以自動生成引用腳註,與查閱紙書一樣準確。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爲大。”陸費逵這句名言鐫刻在中華書局的大廳,激勵着每個從這裏走過的中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