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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頭垢面衣衫不整,拿着一個盒飯默默蹲在角落裏,或者盤腿坐在地上,雙眉緊鎖,飛速敲擊鍵盤,已經成爲當今很多記者工作的常態。作爲一個普通人,每個記者都會累,會痛,職業身份卻要求他每日對着凌晨的星星迎來送往,或者嚥下心酸,只求拿筆記錄下真相。
記錄時代、觀照歷史的職業定位,不免顯得過於宏大;不辱使命,卻是每個記者心中長鳴的警鐘。這本是不足爲外人道的職業特性,卻因近日不斷髮酵的一個新聞事件被推至前臺。我們有必要說說,突發事件報道中,那些不爲人知的事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爲一個入行十年的老記者,趙炎經歷過的突發事件數不勝數。他告訴記者,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在報道馬季去世的消息時的經歷。
當天晚上,他和另一位記者一起坐在馬季家的樓道里,漫無目標的等待着,內心是滿滿的糾結和煎熬:一方面,自己喜歡馬先生的相聲,很想做出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可是另一方面,對於痛失親人的家屬,敲門打擾,卻又是萬般不捨。
“我和另一個記者坐在樓道的臺階上,商量着這件事兒,都覺得不敲門,是人性;敲門,是責任……最終,我們選擇了人性,畢竟稿子是給人看的,不是爲了出名。”
“後來馬季下葬的時候,我又去了。我先是對馬季家人表達了自己的慰問,然後又試探性地問馬伕人是否可以接受採訪,她對我表示感謝後婉拒了我的採訪要求,最後我向他們鞠了一躬,默默離開。”雖然未完成任務,趙炎卻不覺得有絲毫遺憾。
還有一次,趙炎去報道一位中國人民大學女博士後的跳樓事件。幾經周折,終於聯繫到了她的丈夫。剛開始這位丈夫很牴觸,痛斥他:“人都死了,你們還採訪,有沒有人性?”
“我告訴他自己只是想探究他愛人離開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也給了他充分的選擇自由權,並且留了名片,告訴他如果法律方面需要幫助可以找我。”最終,這位丈夫與趙炎且互相留了聯繫方式,並且對自己之前的“莽撞”向趙炎道謙。
“對於記者而言,不是單純的因爲有新聞性纔去採訪,而是他們的意外對於社會而言有着這樣或那樣的意義。我採訪馬季,不僅僅因爲他是名人,更因爲大衆對他的熱愛;對於女博士後之死,不是因爲一個女人的跳樓,而是因爲它背後可能存在或折射的社會問題。據我觀察,很少有隻顧稿子不顧死者的記者。”趙炎認爲,帶着對生命的尊敬去採訪逝者親屬,這是記者的基本素養。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成爲圈內共識。
“在處理突發新聞時我們首先會權衡,到底是人性的力量大,還是新聞的價值更大。如果報道確實有其意義所在,我們會與當事人進行積極溝通。這就需要你跟當事人分析利弊得失,跟對方講明自己可以提供哪些幫助。如果你在相關領域足夠成熟和專業,知道事情報道後會有哪些發酵和進展,有掌控全局的能力,採訪對象一般都會配合的。當然,如果對方實在不願意,我們就放棄。”《法制晚報》的主編付中對記者表示。
個人身份和職業色彩的轉換
作爲《經濟觀察報》的記者,樑嘉琳坦言自己也遇到過很多煎熬的時刻。在作爲前方記者採訪上海外灘踩踏事故時,他就面臨了一次“兩難”的抉擇。
當時他想辦法聯繫到該事件的親歷者,以及幾位遇難學生的室友、家長。剛開始採訪時,這幾位學生的狀態都是“失聯”,因此,學生家長語氣平和,情緒穩定。但很快,樑嘉琳就在媒體上看到了這幾個學生的名字出現在遇難者名單中,網上也出現了以“復旦學子”名義發佈的聯名信。樑嘉琳隨之改變策略,打算在遇難者人際圈外圍找採訪對象。爲了採訪上海某遇難大學生的大四室友,下着小雨的冬夜,樑嘉琳在學校草坪上等了3個多小時,還是沒有采訪成功。
在外灘遇難者“頭七”的這一天,樑嘉琳給這位室友發短信,邀請一道前往,但對方卻認定他是在騷擾。那天上午,樑嘉琳聽着黃麗玲的《給我一個理由忘記》,眼眶溼了。他說,自己幹了四年記者,對某些機構干擾採訪的職務行爲習以爲常,只是對“好人之間都互不理解”頗爲感傷。樑嘉琳事後給她發了短信:“我現在還沒給家人打電話,希望你理解,每個人都有表達或不表達的自由。”
樑嘉琳說,記者身處一線,會遇到很多困擾,因此更需要一個“隔離層”,才能儘可能在採訪中抽離出事件本身、不要帶入個人情緒,這不是冷血,而是出於客觀報道的需要。有人覺得記者“禿鷲般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但那畢竟是極少一部分媒體所爲。同時,絕不能因一部分記者濫用採訪權,就擴大爲對所有記者、所有采訪權的反對。
“現今媒體沒有做出足夠多的好新聞,原因之一是記者在現場不夠,而不是相反。職業狀態下的記者不是粉絲,不是親戚朋友,而是一個職業的記錄者和信息傳遞者。無視現代社會的高度職業分工、以普通人的情感來度量一個記者從事職業行爲時的情感狀態,只能說明我們缺乏最起碼的常識。”北京青年報常務副總編田科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