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用“沸騰”“激盪”“沒想到”等詞形容這一個月，原因就是爲了一席之位。西方大牌媒體的真假新聞、盟友鄰國間的“對比”、某些國家欲迎還拒……各種招式全用上了。五大洲共振了一個月，全都是一件事帶動的——申請成爲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設施投資銀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從3月12日英國宣佈提出申請開始，亞投行這事就漸漸地整大發了。人們以爲原本就是亞洲圈內搞的一個“投資銀行”，一下子卻成了全世界的香餑餑。各國政要、全球媒體、國際機構，紛紛站臺，裏三層外三層，把還沒成型的亞投行左解構右透析，無外乎要找出幾個答案：亞投行這麼大魅力靠什麼？未來的前景和“錢景”怎樣？中國的動機和意圖到底是什麼？是挑戰美國的主導權嗎？與現有國際金融經濟機構如何相處？等等。

　　現在好了，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揭曉。成爲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心裏踏實了，沒加入的該糾結還會糾結，而亞投行已然啓航，立章程、定規劃、醞釀開行之作……

　　一個來月，全球發動的大分析大起底，抽絲剝繭功力十分了得，基本讓“攸關方”消解了心中疑團，地球人也大概明白，亞投行的吸引力，一不靠強權霸權，二不完全靠“有利可圖”的前景，三不靠桌底下交易。

　　話雖這麼說，可有一點還得回過頭來再捋一捋：亞投行“磁力”到底靠的是什麼祕密殺手鐗？

　　答案可能有點“震撼性”：“中國價值觀”魅力。

　　爲何說有點“震撼性”？因爲，這個答案，可能不以爲然者多、不屑一顧者不少、不當回事者衆。“中國價值觀”好像還沒成強氣候，一些中國人還會因“不自信”而不願說，某些西方人還在爲“西方價值觀”大行其道而奔波，睥睨其他價值觀。

　　而我們敢這樣說，是因爲現在提“中國價值觀”並不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回顧一下，這兩年多，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啓中國特色新型外交，習近平出訪、出席國際活動或國內接待外賓，每次都不厭其煩地闡釋全球治理事務的中國主張，有些用詞，比如“合作共贏”“相互尊重”“平等對待”“共同發展”“開放包容”“兼容幷蓄”等，說了一遍又一遍，從不怕重複。

　　這是在傳播塑造“中國價值觀”的理念。其背後就沒深意？現實中就沒效果嗎？經過亞投行這一波，包括“一帶一路”被數十個沿線國家點贊，已經可以說，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真誠闡釋和傳播努力沒白費。

　　其實，亞投行及“一帶一路”，就是對“中國價值觀”的一次測試和“初級驗收”。提問可能隨之而來。既然說“中國價值觀”起了作用，那能不能把“中國價值觀”說出個子醜寅卯來？

　　應該能。因爲，習近平的講話，處處都是這種“中國價值觀”的表達，只差加個“中國價值觀”總標題而已。不妨一析：

　　要點一：共同商量來辦——協商民主的民主觀。

　　“協商民主”這個概念，都不陌生。官方定性式表述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爲公、兼容幷蓄、求同存異等政治文化。詳盡周全的論述，是習近平2014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協成立65週年會議上的講話。那是一篇乾貨頗足的講話。當時，讓人印象最深、傳播最廣的是五個字——“有事好商量”。他說，“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包括哪個層面怎樣“商量”，都有細緻說法。

　　如果認爲“協商民主”僅僅是就全國政協說事，那理解就有些薄了。多研讀一下習近平的講話就會意識到，協商民主不止是中國處理內部事務的一種民主形式，也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事務的一個民主原則。

　　最新例證是習近平3月28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的演講。他說，“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國共同商量來辦”。“共同商量來辦”，這話不是第一次講。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時，習近平就說過，“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這是處理國際事務的民主原則，國際社會應共同遵守。”

　　應該注意到，習近平在共同商量來辦的前面，還特別加上了“只能”二字。在某種意義上講，協商民主原則是“中國價值觀”中的民主觀。

　　再回過頭來看看爆炒的亞投行“否決權”問題，會更清楚這一點。當時美國《華爾街日報》爆料，稱中國是用放棄亞投行一票否決權來換取英國等西方國家加入，逼得中國外交部和財政部不得不說話，告知全世界“中方尋求或放棄(亞投行)一票否決權是一個僞命題”。

　　亞投行多邊臨時祕書處祕書長金立羣說，亞投行將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中國絕不欺負其他成員，將與各國協商決定每一個決策。中國不會借大股東地位耀武揚威。”

　　金立羣當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當過世界銀行執董，當過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在美國的大學進修過，精通英語法語，還翻譯過獲得美國圖書最高獎項“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投行業務專著《摩根財團》。出自他的這番話，意義相當深刻，也可視爲對過去國際金融秩序某些“規則”的厭惡。

　　假如西方媒體不是用固化的“西方價值觀”視角來審視亞投行的火爆、懂一點中國協商民主主張的話，就會知道，像美國那樣在IMF等機構依仗大股東地位行使“一票否決權”的做派，不是中國人崇尚的“共同商量來辦”的行事準則，不是中國“協商民主”的價值取向。

　　要點二：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相互尊重的平等觀。

　　“一帶一路”沿線民族、宗教有多複雜不用多說，經濟發展參差不齊也明擺着，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各行其是”，爲什麼“一帶一路”沿線約65個國家有近60個積極參與？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爲什麼能遍及五大洲？這離不開中國“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價值觀。

　　“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位列在“習式用典”之中。2013年6月他在墨西哥參議院演講時就提及過。

　　這句話，語出中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費先生總結出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十六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要懂得各自欣賞自己創造的美，還要包容地欣賞別人創造的美，這樣將各自之美和別人之美拼合在一起，就會實現理想中的大同之美。

　　“美人之美”講的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遵循各國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則。

　　這是中國處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關係的價值理念，也是在國際交往中遵循的價值理念。中國不僅發現和構築自身之美，也會發現、欣賞他人之美，不管各國選擇什麼道路、實行什麼制度、採用什麼模式，希望在相互欣賞中達到融合相處。這是中國相互尊重的平等觀的追求。

　　常看時政新聞的人知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中國外交高頻詞，是中國身體力行的一個外交主張。在與各國交往中，始終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再次強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首先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客觀理性看待別國發展壯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西方有的國家老拿“大國責任”說事。而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對待”的中國，對“大國責任”是怎麼認識的？“大國意味着對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更大責任，而不是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更大壟斷。”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爲一己之私搞亂地區形勢。在亞投行這事上，中國之所以不憑藉大股東地位“耀武揚威”，就是這個理兒。

　　再看看有的西方大國主導的一些國際組織，往往把責任與壟斷劃等號，用各種實力獲取規則上的否決權，用否決權體現壟斷地位，並常把經濟活動與輸出自身模式捆綁在一起，以此來管制、約束、干預別國內政。不同價值觀下的“大國責任”，意義和結果不可能一樣。

　　“中國價值觀”下的相互尊重，不僅體現在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上，還體現在對待不同文明的態度上。中國主張不同文明要兼容幷蓄、交流互鑑，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交流對話，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鑑中共同發展。某種意義上說，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不僅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共贏大平臺，也是倡導文明寬容、主張文明互鑑的共享大舞臺。

　　要點三：不是獨奏是合唱——開放包容的發展觀。

　　中國經濟總量大了，位列全球第二；可是人口太多，人均GDP7000多美元，列名全球80名之後，決不算高收入國家，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但中國人不是心胸狹窄之人，不會只顧自己發展。始終不忘“窮兄弟”，是中華文明骨子裏的東西，會把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置於重要位置。

　　就以中非關係爲例，習近平說過：對待非洲朋友，講一個“真”字，絕不因爲中國自身發展和國際地位提高而發生變化；開展對非合作，講一個“實”字，始終向非洲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加強中非友好，講一個“親”字，通過深入對話和實際行動獲得心與心的共鳴；解決合作中的問題，講一個“誠”字，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加以妥善解決。

　　習近平還講過，“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從“一帶一路”就看得出，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爲主要內容，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亞投行也是，決不搞排他性的標準、規則、體系。

　　再挑剔的國家恐怕也不太好意思否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應者雲集，與“開放包容”密切相關。習近平表示過，“一帶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能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能給世界創造新的發展契機。亞投行亦如此，既有域內國家，也攜手五大洲；既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也會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展開密切合作，互補共進、協調發展。

　　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習近平又重申，“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決心不會動搖；堅持共同發展，理念不會動搖；堅持亞太合作發展，政策不會動搖。”這“三個不動搖”是對開放包容發展觀的再次宣示。

　　要點四：正義和道義也是利益——合作共贏的義利觀。

　　“零和遊戲”在西方世界一直是暢銷品，因爲他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把你輸我贏當成競爭的不二法則，把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視爲“自由市場主義”的理所應當。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則不然，重利又重義。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君子義以爲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2014年7月4日，習近平在韓國首爾大學演講時，引用這些中國古語來表達中國的“義利觀”：在國際合作中，不應當把謀取財富當作唯一的利益，也應當把正義和道義作爲利益；用不義的手段得到的富與貴，對於我就如同天上的浮雲；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面對企業界，他希望中韓兩國企業家以義爲先、以信爲重、以誠相待，共同開創中韓互利共贏合作美好未來。

　　習近平爲什麼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要大講“命運共同體”？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爲這個世界還在被零和遊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舊秩序所左右。這不光是中國，而且是廣大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不想看到的國際秩序。

　　新型國際關係是廣大國家的共同追求。“新型”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合作共贏”——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習近平說，“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他還說，這種合作共贏的理念，不僅適用於經濟領域，也適用於政治、安全、文化等廣泛領域；不僅適用於地區國家之間，也適用於同域外國家開展合作。

　　不管周邊國家是不是由於各種因素總有些這樣那樣的猜忌，但中國在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上，合作共贏的義利觀沒有變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守望相助”“親仁善鄰”“鄰望鄰好”正在中國大地復興，而對外關係上的睦鄰、安鄰、富鄰方針所折射的就是這種文化價值。“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強調的是自己的發展要更好惠及亞洲國家。像亞投行、“一帶一路”、絲路基金等，都是以亞洲國家爲重點，聯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應該稱得上用行動和事實去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要點五：四海之內皆兄弟——和而不同的和諧觀。

　　中國傳統文化重和諧，講和合。在新世紀，於國內，構建和諧社會；於國際，主張和諧世界。“和”的最高境界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中國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理想。

　　習近平2014年4月1日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曾以茶和啤酒來闡釋“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說：“正如中國人喜歡茶而比利時人喜愛啤酒一樣，茶的含蓄內斂和酒的熱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讀世界的兩種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並不是不可兼得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國主張‘和而不同’，而歐盟則強調‘多元一體’。中歐要共同努力，促進人類各種文明之花競相綻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是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等，是天下普遍通行的法則。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催生新事物，世界才能發展。只有用和諧思維方式，做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有機統一，才能創造人、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美好世界。

　　“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中國的和諧價值觀由國內治理而推及國際事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和合”思想基礎上中國外交理念的體現。中國主張“和諧世界”，主旨是創造“普遍發展、共同繁榮與持久和平”的世界。

　　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邊主義，通過開放、公平、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共同發展，力促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等等。習近平說過，“正像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變成紫羅蘭這一種花，我們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傳統、歷史遭遇、現實國情的國家都採用同一種發展模式。否則，這個世界就太單調了。”

　　列舉這五個方面，並不足以概括“中國價值觀”的內涵，只能說是透過亞投行、“一帶一路”這樣的新載體，人們開始正視到“中國價值觀”的價值。

　　西方價值觀體系總是過度地、一味地糾結在“利益攸關”上。似乎只要“利益攸關”，別人就該爲你的利益而改變，就應與你打出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保持一致，就可以用“利益”作籌碼來改變別國的制度、發展道路。而“中國價值觀”，則超越於“利益攸關方”，着力築造“命運共同體”。

　　從“利益”層面走向“命運”層面，是一種境界昇華。“重利輕義”的國際關係，最終結果往往是利益的大沖突。休慼與共才能天下大同，心繫“命運共同”就能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不斷擴大利益匯合點，不斷兼顧各國福祉共享的增長。只注重“利益攸關”，免不了強權霸權，少不了損人利己；走向“命運共同”，會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關切，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懷。

　　建設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總攬世界大勢提出的“中國方案”，也是“中國價值觀”的魅力所在。怎麼邁向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十多天前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講了“四個必須”：必須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須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必須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幷蓄、交流互鑑。

　　人們總說文化有超強的力量。那麼，文化是什麼？字典上講，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其實，我們欣賞文化人類學新進化論學派的說法——文化是人類利用能量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越是先進，人類人均利用的能量就越多。我們還很讚賞一位中國學者的說法：作爲人類利用能量的一種機制的文化，經過漫長的進化之後，終於達到了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轉折點。

　　亞投行、“一帶一路”可視爲“中國價值觀”乃至中國文化接受國際社會檢驗的一次實踐。應當講，“中國價值觀”與得到國際社會追捧的亞投行一道，實現了一次給人啓迪的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