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至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赴印度尼西亞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60週年紀念活動，展示中國力推亞非攜手開創南南合作新局面的信心與決心。真乃計利當計天下利，計勢當計發展勢，計權當計亞非權。

　　60年前，亞非人民“有難同當”——告別西方殖民統治而走向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如今可謂“有福同享”——以“一帶一路”所描繪的亞非“互聯互通”藍圖致力於共同發展和繁榮。

　　習近平主席之行，將“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概括爲命運共同體理念，並同萬隆會議精神、求同存異原則有機結合、融會貫通，強調必須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須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必須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幷蓄、交流互鑑。可以說，這次訪問不僅充實了中國同巴基斯坦命運共同體內涵，啓動中巴經濟走廊的全面建設，還將對深化中國同周邊互聯互通、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起到示範帶動作用。

　　誠如王毅外長所言：習主席巴基斯坦之行演繹了中巴共建命運共同體的“二重奏”，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60週年紀念活動則吹響了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合奏”，必然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習近平主席這次訪問立足周邊、面向亞非、放眼世界，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爲統領，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爲依託，以加強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爲主線，是拓展我國外交佈局的又一次重要行動，必將在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一些網友納悶：爲何在印尼舉辦的亞非會議紀念活動受到如此關注？印尼方面邀請到109個亞非國家代表及使節和25個國際組織出席此次亞非會議60週年紀念活動。國家主席習近平三天訪問印尼。其實，這可從三個方面說明：

　　一，60年前的萬隆會議爲中國打開了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大門。1955年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面對當時世界流行的擔心中國輸出革命爲主要內涵的“中國威脅論”，脫稿發表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爲主題的著名演講，表明中國堅定支持亞非人民爭取獨立解放正義事業的立場，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讚譽，打開新中國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大門，世界各國紛紛與新中國建交。萬隆會議既開啓了中國同世界和平共處的先聲，也開啓了不同國家和平共處的新時代。

　　二，萬隆精神讓亞非人民站起來。埃及學者、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薩米爾？阿明表示，“一個沒有萬隆的世界，每個人就被迫接受西方帝國主義集團制定的排外規則，即毫無節制的開放政策，不僅侷限於貿易，還包括資本投資以外的各種金融流動。而對全世界自然資源的規劃幾乎都是僅僅服務於西方世界的強權與社會。”的確，萬隆會議所確立的“十項原則”成爲國際社會公認的處理國家關係的基礎，直接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不結盟運動的興起。這也是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它首次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掌握了國際議程中的部分話語權，衝擊了西方世界所構築的戰後體系。但隨着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廣大亞非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再次面臨着西方定義的“正統”壓力，向左還是向右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在2005年的第二次亞非會議撇去政治共識只談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亞非國家面臨從政治立國到精神立國的新挑戰，迫切需要達成新時代下的共識，重新掌握亞非地區國家的話語權。

　　三，命運共同體建設始於亞非合作，寄希望於亞非再次攜手共進。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三次亞非領導人會議並發表題爲《弘揚萬隆精神推進合作共贏》的主旨演講時表示，各國應該大力弘揚萬隆精神，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爲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加強亞非合作，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好造福亞非人民及其他地區人民。

　　如果說60年前的“求同存異”是針對許多亞非國家對中國存在誤解而對症下藥的良方，那麼在亞非地區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十分弱化，更多地是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敬畏的60年後，賦予萬隆精神新的內涵已然十分迫切。中國需要解釋自己並非恃強凌弱的惡霸，要提出新時代的萬隆精神解答外界的疑問和困惑。因此，中國領導人提出命運共同體，能夠降低外界對中國的恐懼。

　　通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建設，一個通過建立經濟聯繫而緩和政治紛爭及至擴大中國領導力的宏偉藍圖已漸趨成型，對眼下的中國來說，更爲關鍵的是對戰略的推進與執行，這就要求中國處理好與相關國的關係，較低的政治互信無疑將會影響戰略的推進。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主席並與日本首相安倍在雅加達會晤的良苦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