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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北京讀者向新京報記者反映,一對90多歲的老夫婦在新中國成立前結婚,補辦相關手續被要求證明“老兩口是老兩口”,遭遇到不小麻煩。經過幾番折騰,也無法開具到相關證明。無奈之下,老兩口的家人找熟人走後門,半個小時後,一份蓋着公章的婚姻關係證明送到了二老手中。(2015年5月12日新京報)
已經攜手走過69年,卻被要求證明夫妻關係,的確有些不近人情。一想到這兩位近百歲的老人在街道辦事處、民政局、公證處之間來回奔波往返卻一無所獲,恐怕無論是誰都會氣憤不已,更會對這種奇葩證明的要求嗤之以鼻。
但冷靜下來之後,我們更應當深思其背後的東西。爲何婚姻信息的大數據信息庫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建立起來?爲何工作人員不能夠走出吹着空調風的辦公室,去老人居住的小區實地走訪或者出具一個商調函,協助老人調取相關資料?
事實上,這與所謂的“機關病”有關。嘴上講爲人民服務,卻不懂得體諒羣衆的辛苦;只知道頤指氣使,卻忘記了權力是誰賦予的;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忽略了與其他單位的協調配合。凡此種種,都是“機關病”的真實寫照,整個社會對此深惡痛絕。儘管幾經整治和嚴查,但始終難以徹底根除。
其實,“機關病”之所以久病不愈,關鍵就在於肆無忌憚的權力爲其撐腰,而這也正是比奇葩證明還要可怕的東西。筆者認爲,本來簡單明瞭的客觀事實,卻偏需要各種蓋着公章的證明,這完全就是權力在尋找存在感的最佳證明。而類似於證明“老兩口是老兩口”這種完全荒誕的事情,也只有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能炮製出來。最爲諷刺的是,老兩口之所以最後拿到了婚姻證明,關鍵還是在於其家人找到了熟人,走了後門和關係,否則兩位老人依然是婚姻關係不被承認。
先是被權力所刁難,最後又通過向權力靠攏和親近的方式來證明一個本不需要證明的客觀事實,這大概就是近年來多數奇葩證明案例的最終邏輯。比如證明“我是我”和“賣房需要開具單身證明”等等。而權力的擁有者也在其中尋找着存在感,享受着無以倫比的樂趣。但必須要看到的是,權力的任性已經嚴重傷害到了辦事羣衆,降低了社會效率,更從根本上損害了社會最基本的信任關係。
所以,要想取消奇葩證明,僅僅依靠對有關人員的培訓、教育顯然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制約權力和簡政放權。要通過放管結合的方式,該取消的證明一律取消,不完善的信息及時補錄,早日做到信息異地共享,從源頭上杜絕權力尋租空間,真正讓各種證明不再奇葩,讓權力迴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