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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東北角，天津最繁華的商業區和住宅區之一。林立的高樓，漸漸掩蓋了這裏過去的痕跡。70多年前，這裏曾有一家在天津家喻戶曉的西藥房名叫“上池館”。在老百姓心中，那是一個“濟世之所”。卻幾乎沒人知道，當年這裏還悄悄承擔起爲抗日隊伍送藥的重任。
今天，記者跟着當年“上池館”經營者鍾桓芳的孫女鍾玲玲去尋找曾經的印記。在她的印象中，依稀記得，現在的一片綠樹濃蔭下，當年是一座別緻的小樓，門臉兒對着北馬路，那就是裝滿故事的上池館。它和它的“當家人”鍾桓芳在烽火歲月中有着不尋常的傳奇經歷。
時間：70多年前
地點：東北角
天津首屈一指藥房爲共產黨祕密供藥
上池館始建於1905年，距今正好110年，是天津第一家西藥房。鍾桓芳原是上池館的學徒，他苦心學習，只用了4年的時間就學有所成。到了1922年，上池館經營不善瀕臨倒閉。31歲的鐘桓芳在表哥的幫助下，又依靠人品和能力，得到十幾名股東一致同意，接手經營上池館的全部產業。鍾桓芳兢兢業業，且善經營，一年之內還清股本並盈利。上池館逐步被他打造成集醫療、製藥、配藥、中西藥品零售兼批發頗具規模的大藥房，遠近聞名，在天津首屈一指。
誰也不知道，大藥房裏那位文質彬彬的“東家”還是一位愛國商人。他嫉惡如仇，列強的侵略、人民的困苦，讓他痛徹心扉。他不停地幫助貧苦百姓，治病救人。但一己之力又能幫得了多少人？後來，他接觸到進步人士，知道了要“有組織”才能打敵人。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他通過聯絡人員，源源不斷地將藥品送往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由此，上池館大藥房成爲了共產黨的祕密地下供藥點，但上池館和鍾桓芳也因此屢陷險境。
有人叛變店面被抄東家被嚴刑拷打
因爲通過隱蔽渠道爲抗日組織提供藥品，上池館在抗日戰爭時期曾三次被查抄，其中在1942年和1944年的兩次最爲慘烈。鍾玲玲曾聽當年上池館的老夥計杜偉民講述過被查抄的經歷，甚是驚心動魄。“那時候總有一個叫李德印的人來上池館買藥，他拿的藥單子上都是大量的外傷藥或是其他常用藥，品種和數量可不是一個人用得了的，一般小藥房不敢賣他，怕出事兒。但在上池館就能給他拿那些藥，後來細想，這個人就應該是根據地與上池館的聯繫人。”之後，這個李德印又介紹了一個同鄉前來，經常住在店裏。在1942年春天的一個拂曉，藥房進來七八個便衣，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他們把全體店員一個個地叫去審問，有人拿出李德印的相片，問店員是否認識。杜偉民承認認識這個人，那些人就逼問李在哪兒，杜偉民說不知道，當時就遭到痛打。
當天，鍾桓芳、職工劉經武、鍾桓芳七子鍾振家和杜偉民一起被帶走，轉天乘火車押到保定日本憲兵隊。憲兵隊來抓人，是因爲李德印同鄉被捕後叛變了。敵人窮兇極惡地嚴刑拷打這幾個人，可大家都咬緊牙關，沒透露任何消息給敵人。過了幾個月，他們才被釋放回津。杜偉民猜測，可能是敵人得不到線索。
被人出賣店面再次被抄少東家被殘害致死
1944年春，一名叫焦香山的客人經常來津購藥，對哪家藥房供應解放區藥品瞭如指掌。這個人後來遇到嚴重的經濟問題，在組織上準備處理他的時候伺機潛逃，逃到了石門市(今石家莊)，來到日本華北最高機關1417部隊“南兵營”，投降了日本人。該部隊最高司令是岡村寧次，得到焦的情報後，來津大量抓人。
鍾玲玲的大伯，也就是鍾桓芳的長子鍾振復當時被捕。鍾振復的女兒鍾瑞蘭從家裏的長輩那裏獲知了當時一些情況：1944年的一個夜晚，漢奸領着日本憲兵到上池館抓捕鍾桓芳，因鍾桓芳沒在現場，他們就逮捕了鍾振復，當時他是藥店的副經理兼藥劑師。接着，他們又去大衚衕永康藥房批發點，帶走了魏漢傑和張進奎兩人，他們都被押往保定。上池館又被查抄，當時所有的物資、藥品，裝滿7卡車，共損失了當時貨幣1億6000萬的資產(出自《天津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後來，永康藥房被抓的兩人花錢保釋出來，魏漢傑到上池館告知鍾振覆被拷打、施加各種酷刑，快不行了，得趕緊救人。由於當時家裏被抄，鍾桓芳夫妻把僅有的家當變賣了也沒能救出鍾振復。在獄中，鍾振復讓人給父親捎了一封信，信上說，希望父親還在原來的地點繼續開上池館，並讓家人照顧好他的妻兒。僅半年時間，日本人就把年僅28歲的鐘振復殘害致死。有知情者後來告訴鍾家人，因爲鍾振復不肯說出任何地下黨的消息，備受折磨，最後被日本警犬活活咬死。因爲當時消息不暢通，家裏連遺體都沒有見到。家裏人怕他的妻子受不了，一直沒敢告訴她。天津市民政局2013年追認鍾振復爲革命烈士。
家產查抄，愛子慘死，鍾桓芳並沒有因此後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國仇家恨在心，他的意志更加堅定。到解放戰爭時期，上池館仍堅持給共產黨供藥。1948年，上池館又被國民黨抄了一次家，損失了當時貨幣70億資產。鍾桓芳再次被逮捕並關押，直到北京和平解放後才獲釋，一個人徒步從北京走回了天津。
老人暮年低調生活
傳奇經歷隻字不提
在講述祖父鍾桓芳的傳奇一生時，孫女鍾玲玲充滿了深情。她說：祖父經歷過人生中那麼多的風雨與危難，可是，他從來都沒有自己提起過。過往的一切，在他那裏似乎“不值一提”，也只有家族裏的長輩們，偶爾和他們講起。“我們很難相信，那麼溫文爾雅的老人，做過那麼多驚天動地的大事。”祖父到了90多歲高齡時還是英俊挺拔，精神矍鑠，語言練達。
鍾玲玲的印象裏，祖父晚年總是頭疼，聽父輩們講，在當年日本人抄家中，日軍用槍托敲擊祖父的頭，當時鮮血就流了下來，就是因爲那次受傷留下了頭疼的後遺症。家裏的姑父也講過，日本鬼子有一次追擊鐘桓芳，鍾桓芳躲在了草垛中，鬼子就用刺刀扎草垛，鍾桓芳蜷縮着身子才撿回了一條命。但是這些往事，鍾桓芳從來不跟後輩說，他平時總是一派樂觀淡然的生活狀態。他做過大生意，也經歷了鉅額家產被抄，到晚年，也只過着普通人的簡單生活，他總是那麼恬淡，不爭。
鍾桓芳先生晚年每天還堅持看書讀報，仍然堅持每天六點起牀，上午遛彎，與摯友下棋，同時聊聊時事。他總是能引經據典、論點獨到而使人折服。鍾桓芳老人在九十多歲高齡安詳地走完了坎坷而又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生。他最終並沒有給衆多的兒孫留下財產，留下的只是愛國的情懷，堅強的品格，好學的習慣，樸素的家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