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6歲的海軍指揮學院教授袁振威一直在尋找父親袁國平。

　　1939年5月，袁振威出生在皖南。8個月大的他被送回湖南老家，由奶奶撫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中，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激戰中身中4彈，重傷難行。他將向上級彙報的任務交付給戰友後，悄悄將手槍對準頭部，扣動了扳機，時年35歲。

　　當時，袁國平唯一的兒子袁振威還不滿兩週歲。一度，袁振威靠牽着雙目失明的奶奶乞討度日。直到6歲，他才與母親邱一涵重聚。

　　在周恩來、陳毅、粟裕等人的關懷下，袁振威慢慢長大，也從這些父親的戰友口中知道了很多故事，心目中父親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

　　1965年2月3日，陳毅向袁振威講述了《新四軍軍歌》的誕生過程，“你父親是著名的宣傳鼓動家，很有才華，《新四軍軍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體創作的”。

　　1939年2月，周恩來到皖南視察，歡迎會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壯士歌》，陳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馬賽曲》，會場的氣氛熱烈激昂。陳毅感慨地說“我們也應該有一個自己的軍歌”。

　　之後在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和新四軍領導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軍的發展方針。大家興奮之際，軍長葉挺提出，應當寫一首軍歌，讓全軍戰士都知道我們的奮鬥目標。大家異口同聲，表示贊同。

　　副軍長項英當即把任務交給了袁國平，說他是作詞的行家。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以後，袁國平曾作《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紅一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戰鬥力大大增強。

　　“一首高水平的軍歌作用可大了，相當於爲新四軍編寫了一本教科書，可大大提高我軍的戰鬥力。”袁國平在《抗敵報》上刊登徵稿啓事，向全軍徵集軍歌歌詞。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經討論，選中其中一篇並廣泛徵求意見。

　　陳毅收到歌詞以後，建議將“光榮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們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新四軍軍歌確定後，以署名集體作詞，何士德譜曲在《抗敵》雜誌1939年第一卷第3號上發表。被譽爲“中國人民之友”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當時正在皖南採訪，她爲戰士們學唱軍歌的熱情所感染，盛讚《新四軍軍歌》爲“時代的強音”，並將歌詞譯成英文，傳到國外。在抗日救亡的艱難歲月裏，這首歌激勵着新四軍戰士，鼓舞了士氣，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袁振威認爲，父親的重要貢獻，是開拓了新四軍的政治工作。“早在紅軍時期，我父親袁國平就有政治工作是軍隊‘生命線’的論述，他緊抓‘生命線’，爲鐵軍鑄魂”。

　　新四軍軍部成立時，毛澤東推薦袁國平擔任政治部主任，對袁國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認爲“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

　　新四軍由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編組而成，繼承了紅軍的光榮傳統。但是，在3年游擊戰爭中，鬥爭極其殘酷，環境極其困苦，紅軍游擊隊通常分散成幾十人、十幾人甚至幾個人的小分隊各自爲戰，部隊的建設很難正常進行，政治工作亦如此。

　　特別是在統一戰線條件下，與紅軍時期情況大不相同。因此，袁國平從到新四軍的第一天起，他就一心撲在新四軍的政治工作上。到達皖南以後，袁國平積極恢復健全黨組織，以強調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組織並起草《新四軍政治工作草案》，重視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培養鍛鍊。

　　周恩來曾對袁振威說：“你父親是政治工作的專家，對我軍建設的貢獻很大，你要向他學習，不要迷失政治方向。”

　　袁振威還是青年學生時，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曾希聖告訴他：“你父親真的很不簡單，在那種情況下都沒有忘記把筆記本和7塊大洋的黨費交給戰友，並要他們代他向組織上彙報。”

　　“如果我們有100發子彈，要用99發射向敵人，最後一發留給自己，決不當俘虜。”袁國平用生命完成了對革命誓言的終極註解。

　　如今，在南京雨花臺西南望江磯上，三烈士墓一字排開，他們是在皖南事變中英勇犧牲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