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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鐵路價格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名單中，外來務工人員代表最爲引人注目。作爲每年春運期間乘火車的主要社會羣體，“民工”羣體對鐵路票價的變動最爲敏感，因而他們的意見也最受關注。聽證會在即，民工代表在想什麼？新華社記者今天分別採訪了三位外來務工人員代表，聽他們暢談心聲。
“我的意見是應該降價”
吳樹林：男，３２歲，老家在安徽金寨，現在隨安徽金寨建築安裝總公司來北京務工，具體負責工程裝修。
“我早就知道鐵路漲價要聽證這個消息了，去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公司報名要求參加聽證。２９日，總公司通知我已成爲聽證代表。
我來北京已有１５年了，月收入從幾十元到現在的１２００元。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孩子正上小學一年級，每年春節我都要回家。你看我長得白白胖胖，西服筆挺，不像有些人想象的又黑又瘦又髒的外來工吧。能到今天這一步，是憑着１５年的苦幹一步步過來的。我們公司的普通民工一般月收入在７００元左右，我是代表他們來的。
我們外來工收入低，家眷大多又在農村，每年春節要回家，鐵路車票漲價對我們有很大影響。同事跟我講，現在的鐵路票價都難以接受，更別說漲價了。春節時票難買，票販子多，假票多，很多人買了假票、高價票。辛辛苦苦一年，本來掙不了幾個錢，最後還要貢獻給鐵道部和票販子。
客票漲價方案，我在１月１日就拿到了。說句心裏話，對方案有理解的，也有不理解的。平時對鐵路瞭解不多，有些專業知識還弄不明白。爲什麼漲價，我不清楚，我的意見是應該降價。開會那天我要發言，反映一下購票難和票價上漲民工接受不了這些意見。現在壓力挺大，一是要代表那麼多人說話，二是第一次參加這種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擔心在會上緊張說不利索。”
“我有一肚子話說”
肖小松：男，２３歲，老家在湖北，現在廣東佛山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日光燈分廠打工。
“我算是這次聽證會代表中的小字輩，但參加價格聽證會已經是第二次了。這之前，我曾經參加過廣東省關於價格調整的聽證會，在那個會上我就什麼也不怕，就說心裏話。這次聽證會還沒有開，很多代表說他們的具體意見要到聽證會上才說，可我是會上會下都說，我有一肚子話要說。
我在佛山打工３年，現在當了一個車間的小頭兒，月收入１０００多元。車間裏５００多名工人，８成以上是民工，大多來自陝西、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和蘇北地區，每人月收入也不過七八百元。春節回一趟家，光路上就要花掉近一個月的工錢。
鐵路客票的價格，鐵道部門計算了成本，還經過審計，因此要漲。可是民工每年都得回家過年。春運期間１００元的車票，至少要花２００元才能買到。年年喊打票販子，可票販子就是那麼神通廣大。還有就是治安問題。說句難聽的話，每到春運，火車站都快成賊窩了。上了車也好不到那裏去。人滿爲患，乘警找不見，你可以想象，每一次回家，對很多民工來說，哪有回家過年的感覺，像是逃難。”
“我從調查中得出兩個結論”
趙寶：男，３０歲。安徽定遠縣人，１９９４年到廣州打工。現在華凌空調設備有限公司任公司製造部科長。
“你來得正好，再晚一分鐘，我就去了西客站，我想和這裏的民工們聊聊，看看北京與廣州兩地對票價上漲的看法有沒有差異。我已經去了世紀壇、天安門廣場和一些商業街，與外來務工者、“老北京”、下崗工人等聊天，聽取他們對這次票價調整的意見。我的感覺是，北京這邊兒對票價上漲的反應好象比較強烈。
我１９９４年到廣州打工，從一線工人開始，由技術工到車間主任，現在是公司製造部的小頭兒。我每年過年坐長途火車回家看父母，在外務工七八年了，對鐵路、火車比較熟悉，對鐵路也比較有感情。今年１月２號，我收到有關資料，３號我設計了一些問卷，在廣州當地做了調查。
聽證會還沒有開始，但我從調查中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兩地百姓對票價調整的意見不一樣。在廣州，對票價上浮，６０％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可以接受。而在北京，被調查者對此支持的還不到一半。可能是兩地收入差異的緣故；二是老百姓有個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希望鐵路的服務質量、公共環境有一個更好的提高，包括安全、衛生、秩序、供水、飲食、食品等。我對聽證會的確有很多話要說。
我接觸的老百姓對這次聽證會寄予很大希望，希望鐵路方面能加強方方面面的管理，真正做到人民鐵路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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