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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一日，巴金文學院在四川成都落成。其中的巴金青銅像由四川雕塑家譚雲創作，被放置在一個高五米、寬三點六米的基座上，基座後面是一堵漢白玉牆，上刻巴老手跡“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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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之弟李濟生在巴金陳列室參觀 |
編者按：今天是11月25日，適逢巴金先生百歲華誕之盛事，我們邀請與巴金老人有過較多來往的四位作家、評論家撰文，以此表達深深的敬意。
頂級壽桃贈巴金
2003年11月25日是中國文壇美麗的一天，老天爺順從人願，把人間一個頂級的壽桃贈送給了我們的巴金。
此刻，巴老在上海武康路的寓所一準溢滿了鮮花的芬芳與色彩。華東醫院那間靜靜的休養室想必被精心裝點得生意盈盈吧。巴老臉上也一定會浮出笑意。這來自生命深處的笑意，陡然驅走了深藏在他滿臉皺紋中歲月重重的陰影……想到這裏，我一下子感受到一個世紀遼闊而多事的空間。一個人的生命竟有這樣浩瀚的包容，而這個生命的本身又是這樣的清晰、透徹而完美。
在歷史的大地千千萬萬雜沓的足跡裏，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辨認出他一個個精神的足印。他最初那些振聾發聵的反封建的文學；他後來向國人介紹西方文化經典所做的那麼重要的翻譯與出版工作；當然，他也有過彷徨與躊躇，但在《隨想錄》裏全都自我校正了。這種個人的“懺悔”不是帶來一個時代的心靈反省嗎？跟着，他要用博物館的方式終結“文革”，就像把魔鬼裝進瓶子，塞上塞子；把嚴冬關在昨日，鎖緊了鎖———這都是在呼喚春天和安寧永駐人間。
作家總是在全身心地着意於世界時，無意中創造了自己。於是，巴金給我們一個完整的人格和水晶般透明的心靈；他從不囿於一己的悲歡，而把大地的苦樂看得至高無上；他對善惡之間的界限毫不含糊；勇敢地面對生活，也勇敢地面對自己。他用了整整一個世紀，才完成了這樣一個品格。這纔是巴金真正的財富，也是文學的財富。他叫我們懂得真正的文學財富，不只是一兩本好書，更不是幾本暢銷書，而是在波濤洶涌的文字中那個透徹的人格與心靈。正如他所說的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把心交給讀者”。但我們誰能像他這樣徹底的真實與高貴？
由於老壽星的健在，許多在別處已經成爲歷史的，在他這裏依然是脈搏跳動着的生命的一部分。過往的風景沒有褪色，往日的精神鮮活如初。精神是不會過時的，也是不滅的。而百歲的巴金把五四時代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與人格傳統一直活生生地帶到今天！
我們希望這個傳統傳衍不斷。我們祝他長壽更長壽，一是爲了他本人的幸福，一是因爲他是這種傳統與精神的象徵。
走過一個世紀
還是在中國歷史新時期的開端，我與巴老有過幾次心靈交融，雖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間，但給我留下的深邃而難忘的記憶，並沒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淡漠，時至今日仍然鮮活如初。1983年初，巴老讓我的兒子從衆由上海給我帶來了他的贈書《真話集》。當時，巴老因折斷腿骨，在華東醫院臥牀。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從衆，去上海爲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緣在華東醫院與半臥於病榻的巴老，相處了寶貴的幾天。頭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順利，上海油雕室的同行，將其泥模翻製成了銅雕(即今天中國現代文學館巴老展廳內那尊黑色的頭像銅雕)；巴老出於對隔代人的關愛，在我兒子告別上海前，特意把他剛剛出版的一至四卷《隨想錄》題贈給了從衆———老人叮嚀他，其中第三卷是題贈送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身案頭並熟讀的《真話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讓我在作品和行爲中，都要以說真話爲標尺。
其實，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聽過巴老講真話的教誨了。當時，他從在法國舉辦的國際筆會歸來，於北京短暫停留。我到他和女兒小林下榻的燕京飯店去看望他。記得，巴老因長途飛行，那天的精神顯得十分疲憊，但他還是靠在沙發上表達瞭如下的心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爲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後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我說了些什麼，因年代久遠已然無從記憶，但巴老這幾句十分平常而又深邃的話，我是時刻反覆咀嚼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緩而又安詳的音容，仍鮮亮地印在我的心扉之中。說起來也是一個機緣，那時正值我描寫勞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殺。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事後小林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下如是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格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面世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爲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當時巴老已年過七旬，不顧疲勞地讀上幾萬字的長卷，並不顧可能惹來的麻煩，將描寫知識分子沉淪與苦難生活的作品披露於世，這本身就是對文學表現生活真實的張揚。其實，巴老從1978年寫《真話集》開始，不僅寫下講真話的承諾，並以身力行爲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
1984年底，中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新一屆作協領導班子與文壇元老在北京新僑飯店歡聚。在這次聚會的間隙，我向巴老表示了一個後來人的誠摯敬意。巴老坦誠地對我說：“這要感謝‘文革’，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許不會急於動手寫《真話集》；對待文稿，怕也難於走出過去的思維定式。”
說實在話，當我與巴老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心緒，是源於巴老一生的創作年表。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歷史經緯的文學泰斗，解放前尚年輕時就寫出《家》、《春》、《秋》、《滅亡》、《寒夜》等長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枝多情的筆，影響了當時的多少青年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巴老以他的銳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着新時代的一輪驕陽。可是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50年代初期，巴老隨軍入朝後留下了小說《團圓》外(後被改成電影《英雄兒女》)，一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長時間內的文學空白。這種文學上的空白，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滄桑，如果以巴老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老的後二十年，不禁讓人產生田園荒蕪的感慨———但，這不是巴老個人的悲哀，這種空白幾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老，也不能逃脫時代賜予他的文學傷痛。因爲那年代的時間總合，約佔巴老生命年輕的四分之一，加起來有幾千個日日夜夜之多。因而，當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對夕陽靜思其苦樂人生時，情不自禁地呼籲文人的真話，而不是違背心意的連篇假話。
當筆者寫此祝賀巴老百歲生日文章之際，小林正好打來電話。我詢問巴老的身體狀況，並請小林轉致對巴老的祝福。一個人活在人世間，在歷史新時期之初，巴老從道義上爲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力挽狂瀾，抒寫出歷史新時期的人文華章；到了黃昏晚年，又以鐵肩擔道義的無畏精神，居安思危寫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若美哉！其志又何其壯哉！其文字的經緯之中，蘊藏着的是一顆民族的忠魂。
巴金贈友人書
巴金晚年，對新老朋友表達友誼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簽名贈送自己的近著。
1986年10月，在去杭州的列車上，祝鴻生拎着、揹着巴老一家的大行李袋，他臨時有事，下火車時請我幫拎一下，他說，夠沉吧，衣服沒有什麼重量，主要是巴老帶的書，多是準備送人的。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家》新版問世，譯作《往事與隨想》及《巴金近作》、《隨想錄》等先後出版，巴老給許多人贈送書，都是自己親自寫信封，到附近郵局去掛號寄。1978年，他來北京開會，住鐵道部招待所，就寄贈了《家》給我。
1979年1月中旬，我去看望臧克家，他興沖沖地朗誦一首舊體詩《贈巴金同志》給我聽，原來是他剛收到巴老從上海寄贈給他的《家》，詩云：“四十六年見故家，可憐人已老天涯。聞道紛紛還原職，爲問如何復韶華？”作者附記說明：“巴金同志以新版見贈，距寫作時已四十六年矣，不禁感慨系之！非絕非古，即興成句以贈。1979年1月11日凌晨燈下。”這首詩克家初收《友聲集》中。
我每次去上海看望巴老時，時有機會得到他的賜書。1982年12月30日，他送我新出的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真話集》，在飛機上我讀着他在後記中末段引證了大家熟知、但未必都能領悟其意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他在文章中這麼寫道：“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個孩子講出真話來：‘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箴言。他堅信：“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
巴老有時讓我帶些書回京分別贈與老友。1988年3月，他囑我轉送一本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隨想錄》5卷合訂本給艾青。他在書的扉頁上寫着：“贈艾青同志巴金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我長期患病，幾年不見您了，請多保重！”艾老收到書，盯着扉頁上巴老用顫抖的手寫的那幾句話，艾老說：這叫病人想念病人！艾老還憶起，“文革”結束後，1979年3月，他和一位詩人第一次到上海，巴金來招待所看他，並在錦江飯店請過他。1982年，他從故鄉金華返京路過上海時，去巴金家看了他。以後兩人相見，就多是在會議上了。
1989年，我去上海。巴老送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幾卷給我。回京閱讀時才發現，第6卷扉頁上是巴老簽名贈給曹禺和李玉茹夫婦的。我到北京醫院看曹禺將這本《巴金全集》給他，我說可能是巴老錯拿了，曹禺擺擺手風趣地說：這是老巴怕你背不動，又想讓我早收到，讓我高興，只好先讓你帶有簽名的這本來，其餘的，以後到上海去拿。
巴金的力量
巴金老人百歲華誕到了，我想，華文世界的讀者、作家們都會爲之高興、慶賀。
巴金生於1904年11月25日。他幾乎是一位世紀同齡人。在這個充滿着驚濤駭浪、詭祕風雲的世紀裏，巴金是這個偉大歷史的積極參與者、見證者、記錄者。從青年時代開始，直到九十年代後期完全病倒，他像一個戰士一樣，緊握手中的筆，始終寫作不輟(除了“文革”時期被剝奪了做人的起碼權利，當然也包括失去了寫作權利)。已經出版的《巴金全集》26卷，《巴金譯文集》10卷，這近千萬字的譯著也還不是他作品的全部。他的浩如煙海的著作是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文化財富。
作爲一位傑出的文學大師，巴金的思想和藝術魅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讀者有過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其中有兩個時期可說是形成了一種巨大的衝擊波。第一次，是在三四十年代，他是擁有最多青年讀者羣的作家。他的以《滅亡》、《家》、《愛情三部曲》爲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風靡一時。多少青年男女幾乎是狂熱地愛讀他的書，以至如李健吾先生所說的那樣，他們抱住他的小說，和裏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爲他的作品不只是傾訴了他自己的悲哀，而且也表達了時代的苦悶，因而點燃了他們的心，宣泄了他們悒鬱不平的感情，並使他們受到鼓舞和啓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寫作發表的《隨想錄》，這部由150篇短小雜感隨想組成的書，涉及到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評估、人生價值、道德觀念、文化秩序、個人思想情感等等廣泛範圍，形成對舊秩序、舊思想、舊文化的挑戰和批判，成爲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和痛苦的反思的結晶。它又一次點燃了人們的心，表達了各階層潛在的或鮮明的變革要求和感受，因而被人們譽爲“講真話的大書”。他的呼喚建立“文革博物館”，強調生命之花的盛開在於付出、奉獻，以及虔誠地嚴苛地自我拷問和歷史反思的懺悔精神，至今仍是空谷絕響，未見有新的超越。這就是巴金老人給我們的豐富的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他的偉大的人格魅力和風範仍然綿延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像這樣巨大的思想藝術的衝擊波，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閱讀史上實在是罕見的。
少年時代的巴金，曾經夢想“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孩子的幻夢，但在巴金，卻成爲一生執着追求的理想。他希望的不僅是中國，而且是全人類，都能過上美好的生活。當他赴法留學途中，還曾說：“我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愛人類、愛祖國、愛人民、愛讀者，使巴金成爲胸襟開闊、視野深遠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作家。不要以爲這只是一種虛幻的空想，卻是作爲偉大作家必不可少的，最爲重要的信念，最可寶貴的精神力量。
因此，巴金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在剛剛過去了的這個世紀顯然是有傑出的代表性的。筆者深信，讀解巴金，無異將是讀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二十世紀的可歌可泣的經歷，在世界歷史上都堪稱奇特而荒誕，嚴峻而悲壯，確實值得深加研究。爲了使更多的海內外華人讀者有機會了解這位二十世紀文學大師巴金，又值這位世紀老人百歲華誕之時，人們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也就更具深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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