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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廳長，您寫的《解讀李真之死》12月12日在《人民網》上發表以後，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不與李真之流同流合污是你從政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筆。而在高壓態勢下，保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和崇高的黨性準則，着實不易。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您是如何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的？可否結合您的從政經歷談一談。
張成起：我注意到，李真的案子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關注，案發前議論紛紛 ，案發後就是人死了還在街談巷議，那是因爲李真並不純粹是一個經濟犯罪的典型。就當前已經公開查處的經濟犯罪中，論職務，李真不是最高；論犯罪金額，不是最大。社會之所以如此關注此案，是因爲李真是“河北第一祕”，他自稱他的權力要大過任何一位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他是一個祕書亂政的典型。
李真是從張家口出來的人。我是1968年大學畢業後分到張家口工作的，至1992年初才調離張家口到廊坊市委任書記。在張家口的24年中，在地縣領導崗位上工作了近16年。1997年11月調任河北省審計廳廳長至今。算起來我在廊坊和審計廳又各6年左右。所以當我被莫明其妙地調離廊坊時，我在一首小詩中寫下了“六度寒暑三思過，一身正氣兩袖風”的句子。
李真在河北權傾一時，確實曾想拉我進圈子，他幾次說：“咱們都是張家口出來的，你有事儘管說，今後相互之間應多加照應。”我最終沒有陷進這個黑色的圈子內。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如果暫時先拋開理想、信念不講，就是作爲一個普通的人，做任何一件事也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何況自己還是一名有30年黨齡的黨員。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懇懇從政是我爲人從政的道德底線。我不可能爲一己之利和一時之“榮”去搞政治上的投機鑽營；不可能爲攀權附貴去無原則地投其所好；更不可能昧着良心去罵一些善良的人而喪失人格。
記者：據瞭解，您曾在1999年的“三講”教育活動中對前河北省委書記、當時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維高拍案而起。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成起：確有其事。爲什麼我拍案而起呢？他在“三講”自我剖析稿中，第一稿寫的不深刻。因爲我是省委委員，又是一個省廳局的黨組書記，按當時“三講”中的規定，有資格參與對省級領導的自我剖析材料的評議。我對他的第一稿有個評議，而且我這個評議不僅是書面的，而且是署名的！不僅簽了名而且還按了手印，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就應該光明磊落。我對程維高的工作該肯定的肯定了，但是對他的不民主作風問題和其他別的一些問題我都上了我書面評議材料。使我想不到的是，在程維高自我剖析材料的第二稿中竟然出現幾句這樣的話：1997年底，有兩個年齡並不大的市委書記因爲不講政治、不講原則、不講團結、不能穩定大局，所以我對他們作了職務調整。當時調整的幾個市委書記中，除了提拔的，再往下有兩個是交流到其他市仍任市委書記的。真正調整的就我和另外一個人，這等於點了我的名了，那當然我不幹了。說我不講政治，這可是個重大原則問題。我寫了一封《致省委一封公開信》，明確質問程維高，當時是不是因爲這“四不”的理由免的我？我就想跟你當面談。拋開別的不談，就一個“不講政治”，我就黨籍難保，我要爲保黨籍而“戰”。我要當面問一問程維高：你什麼時候發現我“不講政治，不講原則，不講團結，不能穩定大局”的？這個“四不講”的人怎麼當的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審計廳是幹什麼的？不講原則的人當審計廳長？任命我當審計廳長的時候，你既是省委書記還兼省人大主任，無論是黨內定還是人大履行法律程序，都是你程維高一手操作的。你明知道我“不講原則”還把我安排到審計廳這個位置上，這是不是用人的重大失誤？這是正話反說。信發出後，當時的省委主要領導給我打電話，明確表示這絕不是省委的意見。接着我又直接找到了當時中央駐河北的“三講”巡視組組長陰法唐同志，他不希望我和程維高當面談，表示由他向程維高轉達意見，我同意了。後來程維高自我剖析材料的第三稿他不僅把這段刪了，而且加了一句：看來我在用人問題上並沒有完全尊重社會公論。這個東西不是爭個人是非問題，因爲你定性給我定的很嚴重，我不講政治就等於我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後來他不僅把這句話改了，而且還委託省人大的一名常委給我打電話表示正式道歉。
記者：最近我們到廊坊採訪，看了廊坊開發區，看了廊坊的市政建設，所接觸到的人中都不時地提到了您，對您的政績和從政爲人都十分敬佩。使我們不能理解的是，爲什麼程維高死死盯住您不放呢？
張成起：這個事情一開始我也莫明其妙，到現在我仍然沒有完全搞清楚。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大概不外乎這麼幾條吧：
一是程維高在河北用人以人劃線。因爲程維高與他的前任書記鬧矛盾鬧得不可開交，幾乎已勢不兩立，而我是他的前任離任前提拔的最後一個市委書記，所以我就成了他盯防的重點人物。爲了尋找調整我職務的理由，僅1997年一年內就連續對廊坊市市委的班子進行了三次“考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可想我當時工作的難度。1997年的7月份考察完了以後，程維高找我談了一次話，到他辦公室，你知道是怎麼談的？當時他是和省委組織部長、紀檢書記三個人一起找我談的。一進門我心裏就樂，心想對一個小小的市委書記，幹嘛擺這麼強大的陣容？他說通過幾次考察，普遍認爲廊坊這幾年工作還是很有成績的嘛！廊坊的廣大羣衆對你這個市委書記是認可的。跟你談話的目的就是你注意一個問題，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原則性要強。實際上這只是表面上一種虛假的安撫，真正實質性的話是“重大政治問題上原則性要強”。什麼是重大原則問題？怎麼才叫強？無非是逼我表態站隊。最終到11月份，仍在講不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以“工作需要”爲名把我調整了。
程維高總認爲我是某某提拔的人，爲這件事我還真的和程維高正式交涉過。我不交涉別的，我只想把這件事說清，我不存在和誰有什麼特殊關係的問題，我說“程書記你想吧，如果我和某某同志有特殊關係，我不會在他手下當9年的地委副書記，當時省委提拔我當廊坊市委書記的時候，河北省所有1983年提拔的地委副書記就剩我一個了，絕對不存在誰是誰的人這個問題”。最近省人大一位領導跟我講：“爲你這個事我和程維高疏通過幾次，最後程維高說，你別跟我說張成起了，我已經等了他6年他都不表態。”這是原話。要我表什麼態？這是最清楚不過的事了。
二是不排除一些經濟因素。有人善意地勸我與程維高搞好關係。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能不想這些事嗎？至於在搞好關係的問題上，我得算個“成本賬”，成本太大了，大到人格、大到良心，已經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了，這種事我不能幹。比如1997年他兒子程慕陽曾直接找到我，他要承攬廊坊市開發區會展中心的內、外裝修工程。這個工程投資是兩個多億，當時主體已經差不多完工，內外裝修在一個建築工程裏的資金量要比主體多一倍，當時我就沒給他。我知道他不是搞建築的。當時我想的比較簡單，他不是搞建築的，如果我把工程給了他，出現質量問題，和他打官司我打不贏。當時我軟軟把他回絕了，我說我這個工程誰幹都行，但是我自己定的規矩我要遵守，開發區的工程一律採取招投標，你要有資質你招投標去。最後我可以照顧你，照顧到什麼地步？假如投標競爭到最後，有3家不相上下，用誰都行的時候，我說一句肯定給你。我知道他連投標的資質都沒有。現在我想當時幸虧沒有把工程給他，一給他不僅是工程質量問題，而且把他的工程隊引入了廊坊建築市場，很可能會引起混亂。作爲市委書記，第一我要挨廊坊人的罵，第二有人要問，張成起你是不是受賄了？我說不清呀。
記者：從政多年，能否談一談您從政的愉悅和煩惱？
張成起：我從政時間確實比較長，如果從1976年任副處級職務算起應該快30年了。從政中最高興最愉悅的事就是當你離開一個崗位和那個工作過的地區以後回頭看時，這幾年你確確實實的爲當地的老百姓辦了點實事，而且能夠得到老百姓的認可，這是一種非常高興的事情。我現在回頭看，包括在沽源縣、在張家口，當時都是副職，發揮的作用還是和“一把手”不一樣。到廊坊後是“一把手”，現在迴廊坊看到廊坊的變化，當然廊坊的變化不是哪一任的事，既有前任的基礎，也有後任的努力，但是看到廊坊的開發區在全省甚至全國都小有名氣。廊坊的城市建設由一個小鎮變成現代化氣息很濃的城市，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很高，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回顧從政這麼多年，我辦的錯事、蠢事也可能不少，但絕不做壞事。不管有多大的壓力和誘惑，絕不去弄虛作假，幹老百姓罵孃的事。比如把數字搞假點搞大點，多出點“政績”，多出點“經驗”，不僅老百姓想起來會罵你，說這個小子就是爲了往上爬，而且還給後任留了一個爛攤子。從政的成功應該是兩件事：一件事是看你在位工作時，幹了幾件對老百姓有意義而且從歷史角度上講站的住腳的事；另一個就是你給後任留下一個什麼工作基礎。像我這樣的人儘管看起來學歷很高，職務也不能算低，但是我畢竟是農村出來的，現在包括我的母親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大家子都在農村，所以我和農村的聯繫還是比較密切的。經常能聽到農村老百姓在議論些什麼，在罵什麼，隨時在提醒我從政應該幹什麼。
說到煩惱的事不在工作的難度，工作還能沒有困難嗎？而是在得不到領導的理解和支持，這是最煩惱的事。我並不一定非要得到政績的認可，只是希望能夠得到一種理解，而且遇到難題的時候領導能夠給你說一句公道的話。這個公正的話包括批評的話和表揚的話。不見得只有表揚纔是公正。我在廊坊6年，最大的煩惱就是辛辛苦苦6年沒得到幾句暖心公正的話。離任時我幾次要求與程維高談一次，就連這個機會他都不給，很令人感到心寒。我爲什麼對現任省委書記白克明評價那麼高？儘管白書記來得時間並不長，他能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坐下來推心置腹地談，這使我很受感動。而且最後他跟你說幾句暖心的話。如果一個人幹幾十年的領導工作，像我已經幹了近三十年了，工作中出現失誤在所難免，就是工作失誤的時候也非常希望領導能提示我一下。
記者：最近，花山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散文集《世紀夢語》，據瞭解，多年來您一直在縣、地、市、廳主要領導崗位上工作，請問您是如何在繁忙的政務中堅持搞文學創作的？您的散文集中，除了有一部分是遊記和工作中的思索、生活中的樂趣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對過去的回憶。能不能談點您對人生的感悟？
張成起：我雖然出了一本散文集，是省作家協會會員，還兼着河北散文學會名譽會長，但對文學充其量是一個不合格的業餘愛好者。我大學是學財經的，不是學中文的。參加工作後儘管曾搞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工作，但作爲寫作純粹是一種業餘愛好。這個業餘愛好當然有一個原因，在中學的時候我雖不是十分偏科，幾門功課都比較均衡，但是我對文學、語文還是有一定的偏好。參加工作以後當過外貿局的業務員，當過政工幹事，搞過一段宣傳工作。一直到現在，我當了20多年領導，但文字從來沒離過手。包括現在，機關文件我可以說一半以上出自我自己的手，有的全篇是自己動手寫，有的是成頁成頁地改，成段成段地寫，有的是我口述大綱，而且大綱口述的非常細。隨着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覺得有些事很值得回味。尤其是到廳裏以後，因爲我現在是單身，家仍在廊坊，晚上業餘時間比較多，我又不愛串門，晚上大部分時間看點東西，寫點東西。寫東西一個是有業餘愛好有基礎，一個是隨着閱歷的豐富想寫的東西很多。文學創作和工作有什麼必然聯繫嗎？不能說是必然的，但是還是有聯繫。“非典”最嚴重的時候，省委、省政府派我當督查組組長，到疫情最嚴重的張家口第一線，一干就是20天，回來以後就寫過一篇《非典斷想》，而且還獲了獎。雖然我寫的大部分是散文，但總有明確的政治觀點在裏邊，字裏行間能表露出對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寫自己的生活，包括對自己過去生活、工作的一些回憶性的東西，它本身是一種總結，總結的本身是一種提高。一個人要想提高，當然你沒有實踐不行，但是實踐中總結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不會總結你提高不了。而總結是一個理性思考昇華的過程。對自己是一種提高。機關文字是枯燥無味的，包括它的格式，包括它的語言文字風格，都是模式化的東西，很枯燥。而經常堅持搞文學創作的人，把文學的語言和風格移植到官方文字中來，會使文章更有生氣，增強感染力。我覺得當領導的文字功底是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功，機關的文字對外是一個門面，如果你廳長簽發的文件出去漏洞百出，這很丟面子。除了這個以外，領導的文字功底是取得領導主動權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假設你看到下面給你寫出來的東西不行，你明明覺得不行，但是你又說不出哪兒不行，說不出怎麼寫才行，這是不允許的。我過去搞文字時就怕遇到這種領導，他說不行你回去改吧，但是改哪兒呢，怎麼改？領導不給你交待，有時候改5稿他還是說不行。我當領導就力圖把它搞清，從文字的一開始來龍去脈、大綱小目交待得一清二楚。還有的時候你急需要一篇東西，現找文祕人員來寫時間根本來不及，這時候你如果自己不能寫就會非常被動。也許有人覺得搞創作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兒，這倒也不假。但是如果它作爲一個人的一種愛好，如果這件事我就是很想做，一旦做成之後就會有一種成功感、收穫感，就不感覺是一件太苦的事。同時通過搞文學創作，能夠結交一些文友，這也不失爲一大樂事。與其說苦，不如說樂。因爲我總覺得任何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業餘時間，都會選擇自己的業餘愛好。人各有志，不能強勉。業餘時間寫點東西，總比整夜搓麻將、天天泡酒桌要好得多。
當然，作爲文學創作，又要講求一個“真”字，既不能譁衆取寵，也不能無病呻吟。記得到省審計廳工作一年時，我曾寫過一首小詩，真實地記載和表露了1997年底我正在帶領廊坊市的縣委書記赴唐山考察的返程途中，得知我已被免除市委書記職務時的心情：“猶憶赴唐風雪歸，途聞瘦螳有雀危。秉燭三更筆泣血，甘苦六載訴向誰。有寒有暑世千態，無怨無悔酒一杯。夢聞妻兒嬌聲喚，九天銀河化淚飛。”這也算是對人生的一點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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