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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近日正式發佈《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分析顯示，從1980年以來，在處於較爲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加，代內流動明顯減少；而處於經濟社會位置較低階層的子女，要進入較高階層，其門檻明顯增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教育、稅收、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就業政策、人事制度諸多方面的人爲設置，擡高了中下層子女向上流動的門檻。(8月10日《中國新聞週刊》)
在開放社會中，人們能夠在不同階層中垂直流動，任何一個階層中的成員，都不是天定的要在父輩的階層中繼承父輩的身份終其一生，然後把這種身份世世代代地遺傳給子孫後代。這種流動性是社會活力的源泉，也是公平效率的保證。但是，我們目前社會流動中的不公平障礙還十分嚴重，教育、稅收、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就業政策、人事制度便是人所共知的障礙性因素。而筆者認爲，在這一系列的因素中，教育不公平，國民佔有教育資源嚴重不平等造成的公民在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會合理流動的最大障礙。要讓人們在社會流動中實現公平正義，最根本的是要實現教育公平。
教育和因教育而獲得的技能，是現代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相對而言，經過多年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等正在不斷走向公平公正。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國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惡化。這種惡化的結果，就是同樣惡化了中國目前的社會流動趨勢。
我們國家的教育經費本就遠遠不足，捉襟見肘的教育經費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從未達到國家法定要求。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要求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上世紀末達到4%，這是發展中國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其後的十幾年裏，4%的目標從來沒有達到過，甚至在提出要求後的幾年裏不升反降，一度跌到了1996年的2.44%，到2003年才佔到3.41%，這個數字仍然低於欠發達國家的教育投資比例。(8月10日《京華時報》)
就是這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很小的教育投入，在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分配也很不均衡、合理，從而減少了社會底層的受教育和培訓機會。統計數字顯示，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多億元，其中用在城市的佔77%，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不到40%；佔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8月10日《中國新聞週刊》)
當前的教育發展趨勢中，“教育精英化”對於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城市貧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較低的家庭的子女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馬太效應已經十分嚴重。一方面，城市擁有國家財政投入的教育經費，投入雄厚資金，興辦的重點學校具備師資和教學設備諸多優勢；另一方面，落後地區尤其農村地區教育經費由縣級財政籌集，連起碼的教師工資都不能保證，教學設備、師資力量嚴重不足。
因此，要讓社會各個階層成員能夠公平合理地流動，尤其底層成員能夠有機會向上層流動，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極其重要。國家應該保證全社會義務教育必需的資源，加大調整國家教育資源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區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應該將教育資金公平地投放於全社會的每個地區。在目前公共教育資源十分緊缺的情勢下，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只能是雪中送炭的普及教育而不是錦上添花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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