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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原衛生部長、北京市長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引咎辭職的石破驚天，到今年中國疾控中心主任引咎辭職的波瀾不驚，短短一年多時間，中石油集團、北京密雲、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寧、湖南嘉禾、安徽阜陽等部門和地區一批官員，先後因重大責任事故和違法亂紀“落馬”或遭嚴厲處分。問責制已實實在在地走進了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
問責旨在改善政府管理
問責制是對政府的違法行爲及其後果都必須和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問責制度是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種有效的制度。
“問責制度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楊偉東說。他認爲，合理構建的問責制，可以通過追究官員確實應承擔的責任，促使官員合法、正當地行使手中的權力，不斷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機關和公務員真正負起責任。但如果將問責制失之簡單化、擴大化，不管具體情況、不分原因地一味追究責任，則有可能挫傷行政機關和公務人員的積極性，背離問責制的初衷。當前，在中國要用好這把“雙刃劍”的關鍵和前提是要合理地配置和劃分行政權力，明確責任。沒有不同部門與官職之間的職能、職責和權限明確、嚴格的劃分，問責制就很難順利推行或根本無法實施。
權力與責任應達到平衡
由於歷史原因、機構改革尚未全部完成等原因，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些職責不夠清楚、權限不夠明確。這可能導致在追究責任時相關部門互相推諉，出現誰都有責任、誰又都沒有責任的情況。
有學者認爲，中國過去重行政權力、輕政府責任的傾向已開始得以扭轉，重視政府責任、強調政府權力與責任的均衡和一致，通過抓責任的方式促進政府各部門建立內部的職責機制，使各級官員更好地運用權力，是在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官員已經感受到這種變化，認識到在政府機關工作不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是需要承擔責任的。對重慶開縣井噴、密雲踩踏事故、吉林火災、阜陽劣質奶粉等事件的責任追究，使有的官員發出“官難做了”的感嘆。
問責需要相應法律保障
中國新一屆政府在彰顯以人爲本，權爲民所用的執政理念的同時，更加強調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意義。
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佈，這個全面、系統推行自我約束與促進自我發展的黨內製度規範，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
3月5日，溫家寶在向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指出：“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會懈怠”；他要求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必須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
4月，中共中央批准實施了《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因公辭職”、“自願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做出了嚴格規範。《規定》還詳細列舉了9種應該引咎辭職的情形，使官員引咎辭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有專家認爲，要建立真正的問責制度，並有效地運轉，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此外，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也是一個重要方面。知政是問責的基礎。試想，如果不知道政府及其部門的職責，不清楚政府運用權力的情況，普通百姓如何對政府進行問責？
“建立問責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簡單照搬其它國家的問責制。需要我們在工作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問責制度。”楊偉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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