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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報記者 王偉健
參與者：郭亞丁 浙江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
葉福明 浙江湖州日報社要聞部主任
餘 文 浙江某市市委幹部
趙建明 浙江湖州居民
業餘時間搓麻賭博、不孝敬長輩……這些問題可能通過組織考察成爲影響幹部升遷的重要因素。作爲黨政一把手，在八小時以外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做些什麼，配偶將予以重點檢查和監督，並隨時向組織部門反映。
今年8月，浙江省委組織部制定出臺了《關於推行領導幹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見》，在全省推行對領導幹部的生活和社交情況進行延伸考察。今後，幹部的任職前考察中不僅是要到所在單位瞭解情況，還要充分知曉他8小時之外的社交圈、生活圈(簡稱“兩圈”)，充分聽取街坊鄰里的意見
創新伴隨爭議———
8小時之外，幹部作爲國家公務員的組織屬性與作爲公民應有隱私權如何界定
主持人：浙江省這個做法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爭議。有人叫好：從8小時內延伸到8小時外，是對黨員幹部監督制度的創新；也有人反對：這是對隱私權的侵犯。
郭亞丁：對黨員幹部的監督，僅僅是黨內監督不夠，還要黨外監督。現在大家閒暇時間增多，給很多黨員幹部留下工作時間之外的更大活動空間。有人8小時內工作表現不錯，但8小時外，在單位組織之外，在社會中的表現卻無法監督。因此，8小時外的生活圈和社交圈的考察，也是應該重視的內容，不應成爲空白。
余文：8小時之外到底考察什麼？主要包括個人修養、社會交往、家庭生活等。其中，個人修養主要包括生活態度、興趣愛好、生活作風和廉潔自律等。社會交往主要包括公衆形象、遵紀守法、交往對象、社會公德、社會責任、鄰里關係。家庭生活則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夫妻關係、親屬關係、經濟狀況等。
以往考察幹部，主要是德、勤、政、績，現在引入8小時之外的“兩圈”考察，是一種補充。但裏面規定的很多內容，確有侵犯隱私之嫌。
葉福明：這個試點是對領導幹部監督制度的創新。它提出一個重要概念：8小時之外。在8小時之內，黨員幹部的身份是公務員、是幹部。而他走出辦公室，走到8小時之外，在他的社交圈和生活圈中，人們還是把他當作黨員幹部、公務員來要求。因此，即使是在8小時之外，也不能把黨員幹部認同於一般的普通公民。他的自由度和隱私權要比普通公民來得小。
郭亞丁：對。黨員幹部具有組織屬性，不是普通公民。對他們8小時之外“兩圈”的考察監督，不能簡單地理解爲侵犯隱私。其次，被考察的黨員幹部本身是國家公務員，是公權行使者，因此，需要對他實行監督。
做法值得肯定———
考察“兩圈”、關注“小節”，可以視爲中國特色的民主監督的新嘗試
主持人：早在2000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在浙江湖州進行黨員幹部“兩圈”考察的試點。有媒體報道說，“兩圈”考察方式在湖州初見成效。該市已有86名幹部“倒”在8小時之外，受到談話誡勉、暫緩使用、取消擬任資格及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大多是生活不檢點、公德意識差、不孝敬長輩等問題。其中，一個正局級領導幹部因在2003年的“兩圈”考察中被發現有嚴重生活作風問題，隨即被撤銷職務並接受進一步處理。
葉福明：我這裏還有幾個數據。4年間，湖州共對62批1000多人次的科級幹部實施“兩圈”考察，主要通過對被考察幹部所在社區的幹部和鄰居發放徵求意見表，找幹部家屬談話等方式。公選幹部時，有兩位筆試和麪試成績都很好的幹部，在考察時發現有賭博等“小節”問題而未當選。湖州市委組織部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地羣衆對幹部的滿意率從2000年的73.1%上升到今年的83.7%，表明這個制度的推行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余文：這個做法實施後，同事們現在都很注意日常行爲了，改變了生活作風。我有個同事，平時不大注意鄰里關係，現在頻頻出現在小區公益活動中。同時，這對整頓黨紀黨風和政紀政風也有很大幫助。
郭亞丁：它的積極意義顯而易見，是中國特色民主監督的嘗試。“兩圈”的考察是對幹部考察的一種新方法。這種方法能多渠道、多層次、多角度掌握幹部的情況。少數領導幹部在工作時間道貌岸然，但生活圈和社交圈卻見不得“陽光”。可以通過生活圈、社交圈的考察，發現問題，防微杜漸，做到防止腐敗。同時，加強監督會形成約束力，至少對黨員幹部有警醒作用。
並不是特效藥———
配偶真能大義滅親？友鄰意見如何採信？監督之本，還在“公開”
主持人：浙江永康在推行這個做法時，有這樣的方法：在全市聘請15個黨政一把手的妻子擔任“兩圈”監督信息員。不過，從目前查處的貪污腐敗案件來看，多數貪官背後都有一個“貪內助”，夫妻本身就是同謀。而且，很多情況下領導幹部的貪污腐敗也是由於“貪內助”的教唆和指使，甚至“貪內助”的貪心往往比貪官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即便一把手的妻子是個賢內助，在當今社會下，能大義滅親者又有幾人？
趙建明：我對這個做法不看好。叫妻子舉報丈夫，這是要冒道德風險和機會風險的，違揹人性。其次，誰也無權將街坊鄰里的意見公開。如果這些意見不能公開，又怎能保證考察結果的真實性？其次，再傻的腐敗分子也不會見人就告訴對方自己是個壞蛋。現實中的腐敗分子，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禮貌謙恭、溫文儒雅的。因此，僅憑這樣考察出的意見，又有多少參考價值？還有，如果幹部因瑣事與朋友或鄰居發生矛盾，那麼，來自對方的意見又將如何採信？如果將這些本對其任職無關緊要的事情當成“罪狀”，從而影響一個好乾部的升遷，豈非得不償失？
葉福明：作爲對黨員幹部的監督考察，僅用這種辦法肯定是無法包含全部。任何一項制度都有侷限性，在一定的範圍內，它只能作爲一種手段，不是特效藥。
郭亞丁：制度是個系統，是個整體。對黨員幹部“兩圈”的考察監督，只能在某個層次上操作或作爲補充，是監督的一個渠道，而不是全部。
當然，作爲一個探索，這個做法有其創造性。但作爲反腐敗和監督領導幹部，還是要靠收入公開、招標拍賣等制度的確立，以及加強正常的輿論監督、民主監督的力度來解決，而不能寄希望於偶爾的“兩圈”考察、妻子監督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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