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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個部委都這樣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現在許多困窘的亂局，或都將在不知不覺中消弭
1月18日，國家環保總局公佈了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13個省市的30個違法開工項目。這些項目總投資達1179.4億元。國家環保總局的舉動隨即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
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1月25日公開說:“過去我們查案都是隻抓小的，不僅老百姓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這次我們抓了30個大項目，社會反響非常好。”他還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環保總局現在也動真格了，查處了一批違規上馬的項目，非常好！”
中國環保事業由日本啓發
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步的。當時，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夫人率家人訪華，周恩來總理問起了當時在國際上有反應的日本公害問題。他意識到中國明天可能將要面對同樣的問題。於是，舉行了由中國高層領導人和有關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請淺沼稻次郎的夫人所率家屬中、一位深知環境問題的名叫中野紀邦的記者，就日本公害問題進行了全面介紹。迫於當時的形勢，記者在一間屋子裏講，其他人在另一間屋子裏聽，彼此不見面。座談會後，又組織了討論，主要議題是:如果中國出現類似日本的公害，該如何應對。
自此以後，中國對公害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1972年，中國尚處在“文革”的災難之中，但是，周恩來毅然派代表團出席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從此拉開了中國環境保護的序幕。
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曲格平曾說:當時的中國，神州大地一片混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們的思想被封閉和束縛，不願也不敢承認社會主義的中國有環境公害，認爲那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治之症，誰要是說中國有污染，誰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在這樣風暴暴虐的年代裏,環境保護的幼苗竟能破土成長,只能歸功於周恩來的遠見和魄力。
20世紀80年代成立了國家環保局。後來，陸續在各級建設委員會裏設環保科、處，專門管理與環境保護有關的事宜。
1989年12月26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22號主席令的形式頒佈了環境保護法，分總則、環境監督管理、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責任、附則，共6章。從這時起到整個90年代中期，國家環保局在地方極力推動的一件事兒，就是督促各地把設在建委的環保科、處分立出來，成爲獨立的環保局。
再到了後來，各地的環保局都建了起來，環境保護法也日益深入人心。但環境保護的工作卻往往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好做，許許多多的環保措施，也並不像設想中那麼容易實施。
基層環保上下掣肘
其原因之一，是地方領導的政績考覈目標與環保官員們不一致。環保官員們要保護環境，而市委書記市長、縣委書記縣長們要的是GDP增長的數字，而地方環保官員們的烏紗帽是拿在市委書記市長、縣委書記縣長手裏的。
於是這樣的情況常常出現：一個高污染的項目要上馬，環保官員們要麼得制止它上馬;要麼得督促它先做好環境影響評價，配套好治污設施。這時地方父母官發話了:這個項目涉及幾千萬幾個億稅收，今年內必須開工。由此，地方環保官員就可能不但要爲項目開一路綠燈，還得幫着糊弄上級環保部門。
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的現實下，環保部門自身利益和環境保護的公衆利益發生了矛盾。
在20世紀末，甘肅、廣東等省的人民代表大會，都曾盯上了環保部門收繳的排污費。
甘肅省的人大常委對於環保部門關於排污費使用情況的解釋、辯解，當場直斥其非。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審議廣東省政府關於環保資金徵集和使用情況的報告時，對省政府報告中“排污費的具體支出由各級環保部門提出使用計劃，報同級財政部門審覈，納入本級年度預算，報經同級人大批准後按預算安排使用。”這樣一段文字提出異議，認爲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也不清楚環保局的具體用款計劃，談何批准？省人大批准的政府預算只是20多個“類”級收支總數，從未涉足“類”以下的具體用款計劃。
常委們更尖銳的意見集中在對報告中這樣一段內容的審議上:“按國家和省有關政策規定”，全省1995年至1998年可將排污費用於環保部門自身建設的比例爲49.6%，而實際撥付的比例爲51.1%，高出規定允許的1.5%。常委們紛紛提出，政府應好好反省一下政策合理與否。常委們認爲:將一半左右的排污費用於自身建設，只有政策依據，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環保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中都明確規定排污費或超標準排污費必須用於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國務院《徵收排污費暫行辦法》規定:“徵收的排污費，納入預算內，作爲環境保護補助資金，按專項資金管理。”“環境保護補助資金可適當用於補助環境保護部門監測儀器設備的購置，但不得用於環境保護部門自身的行政經費以及蓋辦公樓、宿舍等非業務性開支。”
不能不佩服人大常委們的敏銳眼光和嚴謹思維。
向排污企業收取排污費，本是一項促使企業儘快改變污染現狀的積極措施，收取的排污費用於環保，本可大大加快環境治理的步伐。
但是，就像計劃生育罰款最後成了一些基層政府的可隨意支配的收入一樣，排污費也逐漸異化成了一些環保部門用於建辦公樓、宿舍樓、接待等等的金庫。由此，污染企業成了環保部門的衣食父母，貓和老鼠結成親密聯盟。污染企業掏錢買得了污染的權利，肆無忌憚地排污；環保部門也可以“已收了他們的排污費”來做搪塞的理由。一些地方環保部門的辦公樓、宿舍樓豪華度僅次於銀行;無數的老百姓身經嚴重污染而萬般無奈，不得不一次次到北京上訪，便是明證！
排污費成了污染企業和環保部門之間的粘合劑？成了污染企業和環保部門之間的廊橋？如果污染企業和環保部門之間由排污費而結成的這種利益聯繫一日不解除，真正意義上的嚴厲而公正的監管關係便一日不能建立。當社會形成這樣的共識以後，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問題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
有作爲必有地位
在中央部委裏，曾經被公衆只認作是財經專業部門的審計署，以自己強烈的責任感、無畏的大局觀，一次次公開審計結果，一躍成爲在公衆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政府機構之一，審計署長李金華則成了口碑甚好、影響力極大的公衆人物。
國家環保總局在公佈了30個違法開工項目後，全社會好評如潮，涉及違法項目的地方和部門紛紛正面回覆。解振華公開說:“現在看來，只要你嚴格執法，你自己的腰桿子硬，黨委、政府、企業還是通情達理的。這樣的行動，今後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好消息還有：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環境保護從以往的“社會事業”條目提出，列入“繼續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題目下;中組部與國家環保總局已溝通完畢、達成一致:從2007年起，環保指標將被正式列入全國黨政領導幹部政績考覈內容。
這些措施，都將會深刻影響中國未來。
與審計相比，環保系統的工作將更直接地體現在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如果中國的一個個部委，都這樣大張旗鼓地嚴格履行起自己的職責，那現在許多困窘的亂局，或都將在不知不覺中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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