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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瞭望》刊載文章指出，過去一年間，隨着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踐行，中國政府工作對象更加複雜，預設的目標更多元，國際環境制約更嚴格，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調整更廣泛，同時施政手段法制化轉型，對社會心態及時迴應的要求提高，都使政府工作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難度。
同時滿足多元羣體利益
文章說，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在實踐中不斷具體化，其核心內容，在於使更廣大的人羣更公平地分享到發展的成果，改革的系統性增強，改革目標的互相制約更突出，這是去年政府政策選擇的突出特點。
工作着力點面向多元羣體利益。中國最大的差距是城鄉差距，最大的人羣是農民羣體。在過去的一年，中央惠及農民的政策密集出臺，未富羣體、未富地區利益成爲中央關注的中心。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頒佈，提出免稅、直補等政策，農民直接獲益451億元人民幣。全國20餘個省免徵農業稅，提前完成中央對農民的政治承諾。隨後，今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又出臺27條惠農政策。惠農政策的提出預示着政府已決心進行難度更大的改革：調整財政體制保證基層政權正常運轉，在穩定的前提下精簡基層政府的機構與人員。更長期的考慮，還包括怎樣在教育、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開支領域保證農民利益等等。
工作目標多元化，更多地考慮系統性選擇。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劉春說，中國政府的發展方向變成既要突出重點，又要全面發展，工作的系統性選擇增強。從中央宏觀調控的一系列舉措，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政府以改革的措施推行宏觀調控，以求既抑制增長中的不健康因素、又激活增長中的市場化因素。
突發事件考驗政府應變能力
文章指出，政府工作內容的轉變與社會問題的變化是緊密相連的。劉春認爲，最近幾年來，突發性事件的增加在兩個方面改變了政府的工作重心，一是工作的重點和節奏，輕重緩急的安排在隨時調整；二是一些過去非主流的問題開始進入政府決策視野。政府必須將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不斷提高應變能力。
文章說，這種轉變首先是從2003年抗擊非典中出現的。而在其後的2004年，由於煤電油運形勢緊繃，各地安全生產事故頻仍，政府對應付突發事件，應付羣體性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對策。
除安全事故外，生態災難、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危害羣衆健康等問題也頻頻發生。劉春說，在以人爲本思想指導下，這些當務之急決定了政府的行爲選擇，催促官員採用新的方法來進行新的思考。一些在過去看起來可有可無、可以拖一拖再辦的事情成爲“急所”，同時由於問責制的實施，一批官員因此而去職，使得各級政府的危機意識有所增強，政府的資金投向，執法重點等開始向過去20年來一些被忽視的邊緣問題轉變。對突發事件、羣體性事件着眼長遠、着眼於根本解決問題的意識得到強化。
執政手段法制化提出高標準
文章說，以建設法制政府爲目標，政府執政手段的法制化有了更高標準。有關法學家專門做過統計，現行的法律、法規、條例中，有6000多項是行政執法方面的，這些法律涵蓋了現行法律的80%。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基礎，這一基礎已經有了嚴格的立法保證。
官員責任加重。非典期間中國首次實行問責制，去年4月，《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的出臺，進一步規範和完善了官員問責制度。對政府官員責任追究的範圍也在不斷拓寬。責任追究從生產事故多發部門向其他領域和權力部門推進，黨政機關、公檢法司、企事業單位等皆可“問責”。
法律硬約束增強。去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頒佈實施，國務院重新修訂了《國務院工作規則》，頒佈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出臺了農村稅費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國土資源管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規範政府行爲的法律法規。這標誌着依法執政的要求在提高。
民主成爲法制基礎。政府自我完善、削減權力方面的壓力巨大，形成新的利益博弈。爲此，一方面，政府加快審批制度改革，從直接參與具體經濟活動的領域退出。另一方面則推進民主制度建設，使之成爲法制建設基礎。
羣衆法制意識改變官員執政環境。廣大羣衆民主法制意識的提高，對官員依法行政、文明執法、規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社會整體民主法制意識提高，深層原因是政府面臨的社會利益結構和人們利益訴求越來越具體，不同階層之間利益關係越來越複雜。各個羣體越來越珍視自己的利益，敢於維護自己的利益，進而導致了社會整體民主法制意識的提升。
透明度增加要求“完美”
在信息社會裏，政府工作必須透明化，隨着監督增強，政府工作要力求“完美”，否則無論中央地方、範圍大小、責任在誰，涉及羣衆利益的問題都有可能成爲影響穩定的大問題。
社會監督推動透明政府。信息社會的到來對政府工作透明化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監督範圍擴展。去年，經中央批准，中央紀委監察部全面實行對派駐機構的統一管理。中紀委、中組部聯合建立了巡視機構和專職巡視隊伍，進一步加強了對省區市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特別是黨政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劉春分析，上述舉措標誌着幹部監督正逐漸走上正軌。
此外，第一部黨內監督法規《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正式出臺；《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等項權利及其保障作了進一步規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頒佈等，一系列由上而下的監督體系在不斷完善。同時，全國組織系統“12380”幹部監督專用舉報電話開通；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票決“一把手”，領導幹部辭職制、幹部經商、黨政領導在企業兼職，都由備受矚目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相關文件進行了規範。
及時應對國民心態
文章分析指出，在社會轉型期，求穩定仍然是中國民衆的主流心態。但利益關係的多元化與改革目標的多元化，使得社會出現主流心態之外的種種其他心態，政府對此必須準確判斷，及時溝通，隨時調整政策的針對性，以擴大改革的民意基礎。
社會公正的呼聲越來越高。目前中國地域差距和個人收入兩極分化的趨勢，使得追求社會公正的共識越來越普遍。
社會心態的利益導向更明確。整個中國社會心態的發展，在經歷了80年代的激情之後，在90年代變得更加現實。劉春認爲，社會心態利益訴求更具體是好事。儘管這種訴求對社會帶來的衝擊更大，但是政府對策的可行性，現實性增加了。在這個背景下，政府的政策選擇要多，維護穩定的政策手段要豐富。而對應的要求則是，政府要提高判斷的準確性和政策的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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