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由中、日、韓三國學者首次聯手編纂、面向三國青年學生的歷史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國防大學教授何理髮言
日方代表展示本書在日本發行的樣式
韓方代表尹輝鐸 2005年6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報告廳舉行“《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首發式”。中宣部、中共中央外宣辦、團中央、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解放軍總政治部以及社科院等單位的專家和學者出席併發言，《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編委會的負責人將做主題報告。以下是首發式實錄：
[中國網]:
今天的首發式由中國社會學會祕書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先生主持。
[謝壽光]:
各位專家、各位領導，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首發式現在開始。
[謝壽光]:
在會議開始之前，請允許我介紹出席今天會議的領導、專家和新聞媒體的主要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祕書長何秉孟教授，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司長吳尚之同志，中央外宣辦謝良紅局長，中宣部出版局郭義強局長，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長王延中，中國社科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薇，韓國大使館金漢生，日本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及川淳子，韓國研究所李泰永，北京師範大學諸漢國，國防大學何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湯重南，社科院近歷史現代所榮維木，社科院近現代所李仲明。
[謝壽光]:
今天新聞媒體對這次發佈會高度關注和重視，通過網站進行現場直播。在此之前，國內外的媒體對東亞三國近現代史的編纂給予高度的關注，這是中、日、韓三國40多位學者歷時3多年的時間，在不斷溝通交流的基礎上編纂的，中間當然也有激烈的爭議，但編纂的過程也是三國以學術界代表名義進行溝通的過程。這本教科書的出版，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在正式出版之前，像《南方週末》、《新京報》、《北京晨報》以及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已經做過了大量的報道。比較遺憾的是業內媒體對這件事的關注不是太高。
[謝壽光]:
這本書在韓文版和日文版已經在上個月月末正式出版了，有關出版的情況，中方的主編到時候會給大家做一個概要的介紹。日本出版社高溫言和韓方出版社的代表都來出席今天的會議，我們對他們的到來也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次中文版的出版表明三國學者共同合作的成果，也是三個文本同時在中國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發佈，我想作爲出版者本身也是非常高興的。下面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祕書長何秉孟教授講話。
[何秉孟]: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由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關學者參加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正式發行，我代表社科院對這本書的發行表示熱烈的祝賀！
作爲一本由中、日、韓三國學者合作編纂，主要面向三國青少年的歷史讀物，《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出版發行有着重要的意義。該書對日本右翼教科書進行了擊破，同時又以淺易的語言向中、日、韓廣大讀者介紹正確的歷史知識，可以幫助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確立正確的歷史觀。而且三國學者進行合作的模式，也是解決日本與周邊國家在歷史理解問題上存在巨大反差的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何秉孟]:
中、日、韓三國地域相鄰，歷史關係密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入列強道路，對中、韓兩國進行了侵略，使兩個國家進入了黑暗時期。60年前，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戰勝了德、意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本來是日本當局進行深刻反省，徹底告別軍國主義的極好機遇。但是戰後60年來，日本統治集團並沒有抓好這一機遇，沒有利用正確的歷史觀反映歷史，也沒有利用正確的歷史觀加強對青年學子的教育，導致日本某些集團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總是與包括中、韓在內的亞洲人民格格不入。由三國有正義感的學者共同編纂的三國近現代發展歷史，在中、日、韓三國均已出版，不僅加強了三國的交流，而且對加強三國的歷史教育，推動三國的共同歷史觀具有重要的作用。
[何秉孟]:
東亞三國曆史以中青年學者爲對象，以淺顯的語言概括了三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韓的事實。三國學者在編寫過程中，相互切磋，求同存異，最終在基本原則問題上達成了完全一致，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也說明只要我們有着爲三國人民負責的共同認識，有着促進東亞未來和平發展的共同心願，在歷史問題上是能夠達成一致的。我相信也殷切希望參與共同編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極富正義感的學者的心血不會白費。謝謝大家！
[謝壽光]:
感謝何秉孟祕書長的講話，下面有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方編纂主要負責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步平研究員就這本書的編纂以及合作的情況、出版情況做一個主題報告，大家歡迎。
[步平]: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學者和媒體朋友們，早上好！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會議，我想應該是對這本書感興趣。我今天代表中方的編者，其實在某種程度也代表了日本和韓國方面共同的編者，向大家介紹一下該書編寫過程中的情況，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可能有的同志會問到，你這本書是否要針對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課書？這是第一個目的。大家都知道，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語的教科書，當時各國對這本教科書展開了很多批判。在2002年3月，中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的論壇，以後這個論壇每年召開一次。在第一次論壇上，有的學者就提出來，我們批判日本右翼教科書，應該寫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讓他們知道真正的歷史。這種提議得到了兩國的響應。這樣的話，從2002年3月開始就進行了編纂這本書的工作，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三年多的時間了。
[步平]:
有人會問了，批判日本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爲什麼非要三國的學者共同來做呢？這是我們想說的第二個目的。大家都知道三國在歷史認識上確實有很大的分歧，歷史認識確實是曾經在一個時期阻礙三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
其實在一個國家裏面，關於歷史認識的差異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國家之間解決歷史認識差異，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溝通和理解，而前提是對歷史事實的溝通。各國的歷史書都是以本國爲中心的，由三國學者共同來編寫，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一種歷史事實，促進學者的編寫。
談到歷史事實相互瞭解的問題，我們遇到一些人的疑問，認爲是不是相互瞭解的意義沒有那麼重要？特別是日本右翼不承認有歷史的共同認識。我們認爲是非常重要的。進入21世紀的國際社會是追求和平與發展的社會，對國際爭端，我們主要的手段是通過對話解決，對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問題解決的途徑也應該是這樣。因爲國際社會面臨全球化的影響，每個國家都不可避免越來越深地進入國際社會，所以不僅要求我們政府，也要求各國國民不僅要了解自己也還要了解世界，需要廣闊的胸懷。這樣就要求對歷史有一個更寬的認識，所以相互瞭解對促進了解各國曆史是非常重要的。
[步平]:
也有一個問題，相互瞭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和日本右翼之間是否能達成認識，這有一個誤解。談到這個問題，需要對日本教育和日本教科書的制度簡單做一點說明。
大家也知道了，目前日本社會上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實際上不是隻有扶桑社一本歷史教課書，是八種歷史教科書，而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是其中一本，發行量只有0.039%的佔有率，其他的教科書和扶桑的教科書本質上還是有區別的。畢竟不同的國家的教科書之間的距離還是很大的。
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歷史認識主要來自於歷史教科書，當然也包括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日本戰後出生的佔了70%，多數人希望和平，反對戰爭，他們也批評了當年侵略亞洲的戰爭。但是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自己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場上認識戰爭的。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說這種認識比較浮淺，多數人談到戰爭就會想到廣島核爆炸，但沒有想到對中國和朝鮮兩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和他們更多的是需要加強對話和了解。但對於右翼教科書，對於右翼來說，不是溝通的問題。他們堅持那種觀點，是不可能去溝通的。所以我們的溝通是面向廣大的民衆，包括三國的民衆。
[步平]:
也有的同志問到，在編纂過程中，和日本與韓國的學者是否會有分歧呢？這是很正常的，我們的分歧很多，而且很激烈。開會的時候--往往早晨開會，一般是飯盒擺在桌上，一起爭論，甚至到凌晨。這麼多爭論不代表在侵略的問題上有差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根本的差異。畢竟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文化背景，我們的差異也是很多的。編寫的過程就是我們之間進行溝通和理解的過程。因爲從某種意義來講，編寫這本書的過程和書的結果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還更重要。因爲我們提供了一種溝通的模式。
有很多記者朋友希望瞭解我們之間的差異、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我談到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對侵略問題上沒有差異，在歷史觀上沒有差異。但在表現方法上、表現形式上會有很多差異。大家看到手中的書和我們以前看到的書的面貌可能有點不一樣，比如照片使用的數量上、寫作方式上、印刷的方式上有很多不同，這是我們三國經過多方面考慮以後形成的結果。三種文版裏面，內容是一樣的，文字的內容包括照片的使用，個別的地方有差異。因爲中文表達起來比較簡潔，中文印出來以後，同樣的內容佔的篇幅比較少。大家看到日本的開本比較小，所以照片相對比較少一點，但不影響根本的問題。
[步平]:
在有些重要的問題上，比如在南京大屠殺和一些重大問題上，大家比較關心我們是怎樣表達的，和日本有什麼差別。在這點上我要說明一點，我不知道大家關心的是這本書對南京大屠殺承認不承認的問題還是在人數上。我首先聲明，在屠殺上沒有任何分歧，我們認爲在南京進行了殘酷的屠殺。但是關於在南京大屠殺的問題，在日本是有很多爭議的，在日本分爲屠殺派、虛構派和少數派。屠殺派認爲日本在南京進行過屠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最權威的學者，因爲前兩位學者已經去世了，現在第三位就是參加了這本書的編撰，他認爲南京大屠殺的數字是20萬。這個數字已經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擊。在這本書講到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們用了在南京審判的時候屠殺的數字，兩個數字加起來是34萬；同時也引用了在東京審判的時候的一個結論，是屠殺20萬以上，這兩個數字都寫上去了。如果說數字的問題，是需要經過學者充分研究的一個問題，那麼承認不承認屠殺，就是一個態度問題，態度問題是沒有任何分歧的。所有數字問題，作爲學者實質性的研究，我們認爲需要給學者一個機會，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進行研究。因爲歷史現象是很複雜的，需要從多角度、多緯度來進行研究。
[步平]:
南京大屠殺30萬這個數字，是一個符號，表明了日本戰爭的殘酷性，這個數字是毫無疑問的。用這個數字來判斷是否侵略，這過於簡單，不能侷限於一個確切的數字。如果這個數字不能表明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哪？就是歷史觀。
歷史觀是最重要的問題，正如我們批判日本右翼歷史教科書一樣，日本右翼歷史教科書不是隻表現在若干個問題上的錯誤，有些媒體介紹說，它出現了七處、八處、十處錯誤。我想這都不是準確的判斷，準確的判斷是這本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觀是錯誤的，因爲從根上敘述日本是神國的歷史，站在神國的歷史上把他們的行爲描寫成正常的，是優秀的，這是根本的。歷史觀錯誤的話，什麼都是錯誤的，在這方面修改具體問題是不影響歷史觀和世界觀的。
同樣，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歷史觀上的區別，希望大家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下來，就知道這本書是什麼歷史觀，是針對什麼歷史觀來進行鬥爭的。
[步平]:
也有的媒體問，我們的這本書和教科書有什麼區別？這本書不是教科書，是歷史讀本，希望給學生提供更寬的視野，希望瞭解我們歷史的同時也瞭解和我們相鄰的國家——日本、韓國的歷史。因爲我們是在一個聯繫非常緊密的狀態下走過了近代這段歷程的，我們將視野拓寬一點來了解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應該說它不是教科書，和教科書的差別就是我們的視野會稍微寬一些。
其他的特點大家可能也關心，大家看了這本書就知道了，這本書比較多的特點就是表現形式上，我們涉及的面比較寬，時間跨度比較長，薄薄的一本書，面向學生，量又不能很大，在十幾萬字的範圍內敘述那麼長時間，語言用得相當簡練，用最典型的事實向大家表現，所以用了大量的照片和資料，這樣信息量就會更多一些。同時這本書有章、節和幕，每一幕都是兩頁，每一節裏面爲了表現充分，後面附了裏面的欄目，沒有講完的話或者需要講的話、綜合性的問題放在欄目裏進行說明。
[步平]:
這本書的編寫，大家都知道從開始到現在大體用了三年多的時間，編寫過程相當的艱苦，我們一共開了十一次國際會議，三國學者坐在一起將近有40人，每次開會都要用三種文字翻譯過來，一共是六篇稿子，大家可以想象，工作量非常的大。
另外，這本書的出版也得到了社會科學院和外界的支持，對於參與我們這本書的各界朋友和出版社，以及關注我們這本書的各個方面，我藉此機會向大家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步平]:
另外，我想簡單說一下，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本來定於三國在5月26日同時召開發佈會，但由於技術的問題，韓國是5月26日召開，日本是5月27日召開，我們是今天，稍微晚了幾天，但沒有本質問題。韓國召開發佈會之後，效果很快就反映出來了。我們同時開印是2萬冊，韓國反映非常的火，徵訂非常的踊躍，二萬冊全部銷售出去了，又在趕印。韓國學者帶來了讀者的來信，我念一下，是一位住在東京的女學生寫的信，“我等這本書很久了，反對日本右翼教科書就應該出這樣的書，說日本右翼這些人不可能有共同的認識，這本書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這本書比我預想得要多得多、好得多，我認爲完全可以把這本書作爲教科書。我讀了這本書以後應該重新開始審視我們的日本，謝謝出版這本書”。還有一位是1928年出生的女性，說“我看到印刷非常精美的書超出了我的想象，你們做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工作，今後這本書能夠讓三國的人都能讀得到的話，我一想到這件事就熱淚盈眶。因爲我是28年出生的，當時我的學校就被軍隊佔用爲縫紉工廠了，所以連學習都學習不上，現在我能認真看這本書學習當年的歷史”。
總之，反響還是很踊躍的。在中國發布比較晚，聽說也是非常踊躍的，印了二萬冊，到現在已經不夠用了，我希望通過媒體的介紹，能夠把這本書針對右翼歷史教科書的一種抵制和麪向未來、打開國際關係的一種能力，能夠更準確、客觀地向大家做一個介紹，也希望大家讀到這本書，也希望聽到批評和建議，謝謝大家！
[謝壽光]:
感謝步所長的報告，把這本書的整個編撰過程和特點，以及在韓國出版以後的情況給大家做了一個彙報。有關這本書的編纂以及內容及所關心的問題，後面留了時間由記者提問，一會兒步所長和有關的中方編纂者在會上可以解答大家的疑問。 這次會議得到了中央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司長在百忙之中親臨該會，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吳尚之司長講話。
[吳尚之]: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今天在這裏正式舉行首發式，這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我代表新聞出版總署圖書管理司，對出版該本書的三國學者和朋友表示熱烈的祝賀。
這本書的出版凝聚了中、日、韓三國學術界、教育界的學者，反映了三國學者專家歷史研究的形成，體現了相互理解、真誠合作的精神。該書從2003年編篡以來，歷時三年，各位專家反覆編纂，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在此向編纂者表示欽佩。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的出版，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週年有着重要的意義。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歷史，把什麼樣的歷史告訴青少年，這本書首先回答了這個問題，真實地描述歷史，這樣才能做到以史爲鑑，面向未來。這本書除了能幫助中、日、韓三國的青少年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以外，還有助於我們的下一代加強相互理解，共同探索未來的發展和繁榮；有利於促進東亞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這本書不僅是三國學者共同編纂歷史的有益嘗試，也是出版社用三種語言共同合作出版的一種有益嘗試。出版社對各位學者提供了非常有意義性的材料，希望社科院出版社繼續加強與海外出版社的交流，爲東亞各國的發展與繁榮，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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