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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記者]:
是否全部是商業運作？
[謝壽光]:
全部是商業運作的。到目前爲止，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研究方面給予了資助。這本書完全是靠研究者，在這本書編撰過程當中遇到很大困難，比如資金的問題，我想這一點編纂者的體會會更深。
[北京晨報記者]:
就發行問題我問一下，中方的版本，剛纔說希望企業界贊助，然後把這本書向學校捐助，作爲歷史讀本的話，是否有一些學校向我們聯絡這本書，他們是否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夠作爲教材？
[謝壽光]:
這不是一本教科書，是一本教材的讀本，是一個輔助性的讀物。當然，輔助性的讀物，無論內容質量，還是體現的以史爲鑑、面向東亞三國未來的思想，這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廣大青少年的，甚至所有中國人都來閱讀的。我們會通過舉辦一些活動，而且已經有一些省市的學校，包括教育主管部門表示過意願。這本書今天剛剛發行，以後你還可以隨時跟蹤報道。
[中國網記者]:
我想問一個稍有點超前的問題，衆所周知，日本很多人對歷史問題認識不清，有很多右翼分子，這與美國當時出於冷戰目的而對日本進行的包庇、縱容有很大關係。實際上，目前西方仍有很多民衆和媒體對東亞歷史問題認識不清，臺灣還有一些人去日本參拜靖國神社。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想把這本書以及其中體現的觀點進一步向國際上推介，比如說把它翻譯成英文版、法文版等等，有沒有向海外發行的計劃呢？
[步平]:
已經有外面的出版社要求把它翻譯成英文、中文繁體字和世界語，有三家出版社都和我們聯繫了，正在商談之中。
[謝壽光]:
補充一下，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成本會比較高，我們會進一步商量。可能沒有一個出版社說自己來翻譯，最好由三家一起來翻譯。至於繁體中文版，昨天接到的電話就說要出繁體版；還有一個情況，臺灣對簡體版的銷售已經不成問題了，出版社有很暢通的銷售渠道，估計在很短的時間內，臺灣民衆也能看到中文簡體版的版本。
[中華讀書報記者]:
我先澄清一下，作爲行業媒體，我們已經採訪了步平先生，會安排報道。第二個問題，請你解釋一下書的封皮上的圖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有什麼特殊含義在裏面。
[步平]:
三國的封皮是一樣的，這是由韓國編者構思的，三國學者開展了三年討論，三年之中，每年要進行三國青少年的歷史交流，所以也反映了三國青少年的歷史交流情況。
[新加坡記者]:
中日韓三國有多少位學者參與了這本書的研究和編寫？第二個問題，有一種看法是：這本書的象徵意義比實際意義大呢？
[步平]:
多少學者參與，書後面都已經有了。剛纔你說到象徵意義，編寫過程的意義很重要，因爲提供了一種模式，三國學者在探索共同認識的道理，而不僅僅是象徵意義，也不僅僅是因爲當前形勢下推出這本書。三年前我們構思這本書的時候，形勢還和現在不一樣。希望今後雙方相互交流、溝通，加強歷史認識的意義可能會更重要。
[南華早報記者]:
編寫者在編寫過程當中有什麼遺憾？三方的編寫者在編寫過程中還有什麼比較大的爭執，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數字方面的，請步老師舉個例子。
[步平]:
要說遺憾，有很多遺憾。雖然這本書編寫了三年，但出版的時候覺得還有很多話需要討論，因爲沒有那麼多經費，每次到一個國家開會的時候總是二到三天，非常的緊張，分爲四個組，甚至討論到凌晨還有很多話，沒有辦法，還要出。比如最後的年報，日本和韓方的年報都登上了，而中方的年報還來不及做上去，這裏還有具體問題，需要探討。剛纔談到有些問題寫上去了，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數字問題，比如關於日本侵佔韓國的過程寫得很清楚，不是合併，是強佔。如何評價它？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所以沒有寫上去，以後對於這種問題會繼續討論。
[新京報記者]:
從出版時間來說，是否有一個特別的安排？包括南京大屠殺，出現了對於歷史教科書相對應的語言，是否體現了和歷史教科書相對應的呢？
[步平]:
關於時間安排確實有一點考慮。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審批制度是每隔四年審批一次，2001年的教科書，也就是05年的教科書是要重新審定的。2002年開始考慮這本書的時候，是想在2005年，也就是扶桑社教科書的改訂本的時候也同時出版這本書，這就是我們開始的考慮。
第二，我們沒有完全針對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也是完全從歷史事實出發考慮的，沒有針對哪本書是我們的觀點。我們考慮這本書的提綱最開始是按照歷史事實的發展來考慮的。
[香港有線電視臺記者]:
步教授，這本書界定爲讀本，不叫教科書，當中的原因是什麼？中、日、韓以後合作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可能性大不大？
[步平]:
很簡單，中國的教科書編寫是有一定規範的，由教育部組織編寫。我們這項工作完全是三國學者共同進行的，從學者層面自發組織的，所以不可能把它作爲教科書。
第二，將來有沒有可能作爲教科書？大家知道每個國家的教科書都是由本國編寫的，由幾個國家的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的體制我還沒見到過，不知道今後教育部對這事或者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新京報記者]:
第一，剛纔步平所長已經講到三國學者最大的差異是歷史觀，體現到書裏有具體的例子，剛纔說到南京大屠殺的人數，大家手上都有這本書了，在具體地方還有什麼差異？第二，中文版面對的是中國的讀者和學生，與歷史著作有什麼差異？是否只增加日本和韓國的部分，在別的地方還有什麼區別？第三，既然歷史觀有很大差異？這本書在編寫的時候更多是讓事實來說話，我看了書裏面，事實的列舉還是不太充分。其次就是它的資料來源沒有說明，也沒有一個具體的索引，謝謝。
[步平]:
第一，我想糾正你剛纔說的話，我剛纔沒有說過三國的學者有不同的歷史觀，我說的是三國學者的歷史觀是共同的。我們總說中國的歷史觀、日本的歷史觀，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比較模糊的。對日本來說有不同的歷史觀，可以非常簡單地劃爲左、中、右，這是不確切的。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與基本歷史觀的差異。
差異在哪？在社會背景不同、環境不同，我們在有些問題了解不太一樣，這有差異，這種差異是要討論的。剛纔討論到的人數問題也不是歷史觀的問題，也不是三十萬、二十萬就是歷史觀，這是要特別強調的。無論是三十萬還是二十萬，我們強調的就是：這是日本的屠殺，這是毫無疑問的。
[步平]:
第二，關於中文的教科書，這本書不是中國的教科書，所以也很難和中國的教科書來比，這樣比也不太準確和客觀。如果這樣比的話，我們這本書同時寫了三國，和單獨寫一國的情況不大一樣，視角拓寬了。你談到充分的問題，我希望寫一本更充實的、分量更大的書。因爲我們面對的學生是青少年，如果學一本學術性很強、資料很充實，引經據典的書，他們讀起來很困難，這是從這樣角度來考慮的。我們也有資料，面對中學生的教科書也會加上很多註解，而這本書沒有加。
[中國教育報記者]:
我想請教一下中方和韓方的代表，我們這本歷史讀本跟各自國內的現行教材在歷史觀上是完全一致的嗎？如果有差異的話，具體有哪些差異？
[步平]:
請問你所說的歷史觀是指什麼概念？
[中國教育報記者]:
就是歷史事實的基本方面。比如我們原來對歷史事實在教育和宣傳方面做得很不夠，我想做得很不夠是否因爲存在差異呢？
[步平]:
我猜測你說的歷史觀可能是指對戰爭性質的判斷，比如說日本侵略了中國還是日本沒有侵略中國，就這個點來說，我們和我們的教科書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沒有差異。但是在有些事實的描寫上可能有一些差異。
[中國教育報記者]:
對歷史事實報道方面，你認爲這本讀本比現行的教科書或者原來的歷史書做了哪些更進一步的工作呢？
[步平]:
我希望還是不要把我們這本書和教科書比較，因爲我們的性質不一樣，我們使用的情況也不大一樣，爲什麼非要比較這個問題呢？我覺得很奇怪。我們沒有否定我們的教科書呀。
[李泰永]:
我是韓國國際教科書編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我現在是清華大學中韓歷史研究所的所長。關於國際教科書共同開發的問題，我在這方面已經努力了15年。大家在沒有對歷史進行清算的狀態下，三國的學者能夠坐在一起，應該說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應該說，這本書對東亞的和平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當然，關於歷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僅是歷史學者的事情，只是學者的努力是不夠的，政府應該直接參與進來。
[李泰永]:
在歐洲，我們可以看一下歐洲的經驗，歐洲及德國對歷史就反省得非常好。歐洲在達成共同歷史方面，德國和波蘭做得非常好，開始的時候，德國和波蘭只是在學者的層面進行研究，其成果並不顯著。如果說取得非常大的成績，在1972年的時候，德國總理葛蘭特來到波蘭，以下跪的方式進行了道歉和反省。東北亞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因此三國進行合作的話，日本政府首先要出來給予支持。如果政府不予以支持，三個國家的學者再努力也只是低層次上的一種交流。在葛蘭特之後的一位德國總理叫匈米，作爲前總理現在依然在世，他訪問日本的時候多次提到，對黑暗的歷史進行反省，實際上對一個民族的自尊心沒有任何損傷。如果現在日本首相到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行反省和道歉，對韓國統治36年進行道歉的話，東北亞的合作將會非常有前景。就歷史教科書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歷史的一個清算。在清算曆史過程中，不僅僅要編纂歷史的教科書，而且日本的政府應該出來予以支持、理解。謝謝諸位。
[記者]:
中文版出版之前是否經過中國政府的審查，是否提出修改的意見和要求？
[謝壽光]:
這是一本三國學者歷時三年共同編纂的書，不需要經過政府審查。作爲出版者自身，我們也有專業的編輯，和編纂者有共同的認同感，所以形成這樣的一個成果發佈會。不是所有的書都需要審查的。 今天的發佈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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